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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义军在优势的敌军追击下，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众约一千多人。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李白成起义军活动于陕、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军正面作战。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顶住了农民战争中投降受抚的逆流。这同蓬蒿子所描写的大封官职、派兵十万攻取河南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被计六奇赞为“颇多实者”的将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

有关李岩的传说，正是同这些谬误一道经蓬蒿子、计六奇之流以假乱真的加工进入史籍的。

现在被当作研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主要资料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间问世的。

就是说，是在《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的一些情节。在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十几年以后。再加上计六奇把小说的情节编入《明季北略》，从而以讹传讹，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来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闻》，却因毫无艺术价值而逐渐湮灭无闻。

（三）钦定《明史》的恶劣影响

关于李岩，康熙年间曾有人就其真伪问题进行过辩驳。《县志》的编者，发现《樵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载有杞县举人李岩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一事，写了《李公子辨》，用确凿的事实说明全属虚构。

《阜阳县志》收进了康熙年间本县进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论证李精白同传说中的李岩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书刊行以后，特别是郑廉明确地提出李岩是“乌有先生”之后，关于李岩真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呢？

这就需要谈谈钦定《明史》的恶劣作用了。钦定《明史》编纂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从康熙皇帝玄烨起到乾隆皇帝弘历止，都把编纂明史当作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于《明史》是所谓钦定的正史，李岩的传说同李自成事迹一起被采录，在清初大兴**的政治高压下，自然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

就连康熙年间提出疑问的某些著述，因为同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相冲突，也销声匿迹了。

例如，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里有这样一段话：“独怪符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

编者的本意在于提醒明史馆的衮衮诸公注意核实，不要重复《明史纪事本末》的错误。

不料后来颁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录”。而且比《纪事本末》还有过之无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县志》时当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难免被加上讥讽钦定正史为魏收“秽史”的罪状，只好忍痛割爱。

道光《阜阳县志》的编者，明知旧志中李祖旦关于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的考证无可怀疑，也无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来迄精白未有家于河南者。李栩保护乡里为袁时中所害，颖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说，“兹考《明史》所载则李信原委本末甚详备，即谓非栩而其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仅依据一家谱系相辨证，而钦颁信史置之不顾，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编者既想维护事实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钦颁信史”相对抗的矛盾心情。至于郑廉的《豫变纪略》，自康熙年间刊行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从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书中的记载同钦定《明史》相抵触。

三、有关李岩事迹的若干考证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经历

人们经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对李岩投身农民起义以前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进士，故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离。

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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