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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1页）

突破带来的，比如大航海，麦哲伦和哥伦布都不是实用主义者，哥白尼、布鲁偌同样如此，技术发明人比如：瓦特、爱迪生同样如此。但理想主义者搞出来的东西大多数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在每次突破以后都需要实用主义者来选择，实用的在竞争中完善并留下，不实用则被淘汰。在激烈的竞争之后，又形成某种垄断，又需要理想主义者来打破他。在这里，有些人说了，我只挑选有用的，只生产或者只适应有用的。这里我要为理想主义者说一句公道话：“实用主义者通常认为有用的东西，他是怎么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东西或者是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有理想便去实施它，但你要考虑你是否能承受相关的风险，如果你是那种即使是前面是黄河也会跳下去的人，我就不说什么了。

上一篇我提到但不管是逻辑分析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不是支配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真正支配它们的是实用主义。在明确了我对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看法之后，我们到美国去看一看实用主义理论是如何诞生的。

工业革命的扩散（二十二）

上一篇我们谈到了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它们的相对性，这一篇我们来看一看实用主义理论化的过程，上一篇我们知道，实用主义自古就有，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奉行实用主义的原则，但把它理论化成为一个体系的却是在美国，尽管有些哲学家认为实用主义的理论都是些简单世俗的道理，缺少哲学的思辩性，但是根据我对哲学的定义：哲学等于看法，所以实用主义也是哲学。

上一篇我们谈到哥伦布不是实用主义者，哥伦布十分崇拜曾在热那亚坐过监狱的马可．波罗，他读过《马可&；#8226；波罗游记》，十分向往印度和中国。当时，地圆说已经很盛行，哥伦布也深信不疑。他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都遭拒绝。一方面，地圆说的理论尚不十分完备，许多人不相信，把哥伦布看成江湖骗子。一次，在西班牙关于哥伦布计划的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上，一位委员问哥伦布：即使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回到出发港，那么有一段航行必然是从地球下面向上爬坡，帆船怎么能爬上来呢？对此问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哥伦布也只有语塞。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国家对东方物质财富需求除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外，最重要的是香料和黄金。其中香料是欧洲人起居生活和饮食烹调必不可少的材料，需求量很大，而本地又不生产。当时，这些商品主要经传统的海、陆联运商路运输。经营这些商品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极力反对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计划。哥伦布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到处游说了十几年。直到1492年，西班牙王后慧眼识英雄，她说服了国王，甚至要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哥伦布，使哥伦布的计划才得以实施。

尽管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在新大陆发现的巨大财富所引来的殖民者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到新大陆来的唯一目的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平民为了追求幸福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新大陆，新大陆虽然能发财但是也充满风险和牺牲，最早的殖民者棉对陌生的生活环境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实用，不然无法生存，所以在殖民者中间充满了务实的精神。随着美国独立，工业革命扩散到美国并迅速工业化，商业社会的功利主义精神加上殖民者的务实逐渐形成了实用主义理论体系。

同欧洲各国相比，美国具有着独特的国情。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杂交，历史的短暂，资源的丰富，革命的彻底，所有这些都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移民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轻装上阵。他们追求的是为创业服务的全新的价值观念，塑造的是与传统国家迥异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生机勃勃的国家形象和民族风貌。为此，创业时期的美国要求人们正视现实，追求实效，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履行功利主义原则，以激发起美国人民从现实有效的竞争、求实、创新、乐观、前锋的意识出发，来解决社会迅速发展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于是“开拓进取、注重实效、积极行动、乐观向上”的美国精神便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并脱颖而出，成为创业时期美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美国开始了艰苦而有成效的创业之路。他们几乎是在毫无约束和顾忌地从事商业投机和产业竞争，丰满自己的羽翼；他们贪婪地发动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西进运动，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坚决地废除了与精神文明相悖的南方奴隶制，从而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的*制度。他们以“美国精神”为导向，完全超越了国家、君主、教皇及其它超乎个人之上的力量的限制和旧传统的束缚，从而自由放任地追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发展、成功和效用，客观上使美利坚这个年轻的国家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征服了一个新大陆、创造了充满生机的民族文化。实用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世界环境和美国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脱胎于传统的“美国精神”，并给它以哲学的规定，使之具有了哲学的根基。它的产生使美国思想界进而使整个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化，并逐渐被抬高到美国国家哲学的地位。

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其英文原名为Pragati*，　源于希腊文Pragma，原意就是行为，行动。实用主义者特别强调实践、行动对人类生存的决定性的意义。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指出：“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类行为肯定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实用主义者甚至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和“生活哲学”。　他们尤其重视哲学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指引，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背离生活的现象，认为倘若哲学忽视了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只追求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似乎过于天衣无缝，令人窒息，而无丝毫回旋余地”的纯粹教条了。故此，实用主义哲学家坚持主张哲学应面向人生、面向社会，应把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把社会实际生活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构成了实用主义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特殊风格。总之，“哲学被人要求成为实践的理论，由于在实验工作有足够确定的、能起作用的一些观念，依靠它们，就可以在实际经验中保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实用主义认为，实效性原则是人们行动的最大有效性原则，它标志着人类行动的意义。人恰恰通过行动赋予事物以意义，同时人生的意义也在于通过行动所造成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实际变化。因此，人之行动决非无效果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的效果和实利，而哲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否引导人们获得行动的实效。这是实用主义区别于其它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詹姆士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他说，真理就是对人们行动有实际效果的、能使人获得成功的观念，有效、有用是真理的根本标志。一个观念“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可见“有用就是真理”，这是实用主义的实效性原则的最高表现。杜威建立了他的幸福论。他反对脱离幸福淡善良，脱离适应和改造境遇的行为谈幸福。他说：　　“幸福只存于成功，而成功就是作事顺利，步步前进的意思。它是主动的进程，不是被动的成果。因此它包括障碍的克服，缺陷和毛病的除治。任何一种可贵的幸福部是以美的感觉和享乐为主要成份。”

在实用主义看来，道德价值也有实效含义。实用主义伦理学否定处理善恶问题的传统方法，认为不存在普遍的、终极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原则。传统观点强调善表现为人的一定的优良品质；　实用主义降低了善的重要地位。相反地，道德首先必须从人的经验开始，道德价值、善和恶也必须按照人的愿望和对人有用这方面来重新规定。对人有用，令人称心如意就是善；无用和不如意就是恶。有用和如意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形式。前者指有形的、可觉察的功效、喜悦和满足感，后者指存在于艺术、美学、宗教等不同领域中的价值和利益。两者一起不仅遍布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全部领域；而且增加了社会中人类的幸福。

从实用主义产生到现在，西方对实用主义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实用主义鼓吹行动和有用，讲的都是一些人人都懂的世俗道理，太世俗化了，没有哲学思辨性，缺乏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概念演绎和原理推论体系，没有哲学的意味，算不上哲学。学院派哲学家大都持这种看法。但也有许多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给实用主义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用主义冲破了脱离实际的学院哲学的桎梏，把哲学与生活密切联系了起来，使哲学成了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时代精神。他们认为，实用主义是真正与美国社会实际结合的哲学，对美国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而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

197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领导层逝世，这些奉行*主义理论的领导人的继承者*却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搁置了不实用的理论上的争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中国社会迅速转型，从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逐步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政府还保留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控制能力，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度了。市场经济意味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逐渐显现，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下一篇我们来看看现代西方经济学。

工业革命的扩散（二十三）

上一篇我们介绍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并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我们下面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早在实用主义理论没有成型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注意到了人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说：“在文明社会里，任何人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一辈子也只能获得几个朋友。几乎所有其他动物，当个体长到成熟的时候是完全独立的。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同类的帮助。可是人几乎离不开他的同类的帮助，而仅仅依靠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的。假如他能诉诸对方的自利心，向对方说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身有好处，他反而更有可能达到目的。任何一个想同他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双方才得到了绝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主要靠他人的慈悲来生活。”而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人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人的天性使他能够适应身处的环境。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互相帮助，也随时可能互相伤害，在人们能够互谅互让、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的地方，社会就会繁荣昌盛，然而，即使这种必要的帮助不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动机，即使人们之间缺乏爱和温情，即使社会没有多少幸福安乐的气氛，它也不一定消亡。就算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依靠大家的共识，社会仍然可以由一种类似商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持。虽然这种社会中，人没有必要对别人表示感谢，但社会仍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可以依靠彻底的功利主义的互惠行为维持下去。”

而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是：“合乎理性的人。”在经济学里，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性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却不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认为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按劳分配，也不能作到完美的按需分配，这一点苏联和中国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高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制度化的管理，而这种管理往往对个性化的需求视而不见，也无法准确的计算个人的劳动量，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国家对财富的需求没有止境，因为需要不断的投入发展工业和国防，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变成国家为了达到他的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一点凡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是这样，要求人们无条件的为国家付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鼓励人们利他，遏制利己行为，并把经济理论建立在有道德的人的基础之上，这个有道德的人首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而且是绝对忠于国家的，要求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颗螺丝钉，完全抹杀个性化的需求，试图将整个社会整合成为一部大机器。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迅猛的工业化进程，一大批农民成为了工人，反过来工业化将机器送下乡，农业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从总体上来讲，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所以人们的生产生活也非常积极，这一点在苏联的30年代，中国的50年代表现的非常明显，人们生活在一种非常亢奋的环境中，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社会主义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们也喊出要向社会主义学习，但平民毕竟是实用主义的（见工业革命的扩散（二十一））有道德的人这样的观点被抛在一边，尽管所有的平民都在高喊支持社会主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却不能做到。面对物质匮乏，人们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斯大林有一次在听取部下关于人们生活贫困的时候说：“不用担心，他们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他知道人们是如何将公家的东西变为私有的。”在中国同样如此，食堂的厨师把食物带回家，商店的售货员将商品变为己有，以至于这两个职业非常热门，连姑娘嫁人都会优先选择。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在国企里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由于高度中央集权，人们的生活待遇完全由国家来决定，而国家出于自己的需要（比如发展军事工业）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导致返还给他的雇员（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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