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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墙下短记》，在被某些文集收选时，出现了一些排版错误，比如漏字，甚至漏段。《关于庙的回忆》，不仅在《人民文学》初次发表时即出现错排，而且我对那一稿也有不太满意之处，事后又做了一点删改。现寄上这两篇短文的修正稿，请您们在选编时以此为准。

《我去看花》一文更是荒唐，内容毫无疑问是我写的，但标题实属伪造。此文原题为《秋天的怀念》，后不知何人，未经我同意，便给了它一个“我去看花”的伪名，并在报纸上发表，我一直愁于没有机会为它正名。得悉贵丛书要在《追求不到的情人》一卷中收选此文，恳请您们借此机会为它恢复原名。多谢多谢！

即颂

编安！

史铁生

2000年2月14日

15　　给严亭亭Ⅰ

亭亭：你好！

来信收到。你留下的钱，树生已经送来。书买了以后，我们还是争取托人带到美国，再从美国寄给你，否则邮费太贵。本来，我的一个同学说最近就回来，我们想托他带，结果等来等去到现在仍不见他的影子。他再不回来，我们只好寄了。不过，这些书也不是急着看的，多等等也无妨。

没想到你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看见你，并不觉得中间竟隔了十年，还就像在雍和宫时那样，来了，然后走了，过几天还会来。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很忙，在北京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家都老了，秋天比不得春天，抬腿就去，拍拍屁股就走，秋天更多的是想念。

知道你活得好，大家都很高兴。

基督精神，真正是伟大。很多事，问到底，都是信仰问题，神性的问题。希米若能读一个函授神学，真是不错。我们常想像，她将来能到一个小教堂去，既领神谕，又能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真是再好没有。

祝你全家好。

铁生

2000年8月14日

。。

16　　给谢渊泓

渊泓兄：好！

大作拜读。状物言情，真有水浒红楼的风采，令我这“专业的”为之汗颜。早有人说，小说这玩艺儿，官军最怵民团。业余写来，不落窠臼，所言皆因真情涌动，处处都是切身感受，必为卖文谋饭者所不及。好话不多说，我既有幸一睹，就以这“专业”的迂腐提一点儿意见。

①　　我先是觉得，这古典小说式的语言，似与那段放浪不羁的知青生活有点儿隔。然而，许多简约、平静、洒脱的描画又让我叫彩。然后我这样想：无论是古朴典雅的语言，还是陕北的方言俚语，怕都不宜没个喘息。就是说，一种风格的语言（或过于相似的句式）一贯到底反倒失去节奏，不如只作点睛之笔，如华彩，如谐谑，时隐时现才好。就像围棋，没了空就要死。所谓空，是指某些对话、叙述可以更平白些，更贴近现实生活。阿城的小说料你读过，《孩子王》就在平白与典雅之间运用得恰如其分，到了《遍地风流》就典雅得有些滥，显得刻意了。方言也是，过于难懂的可以就用普通话，否则读者猜着看，倒无暇品味其中的妙趣与鲜活。

②　　在德国驱车旅游的内容，以及与你女儿的交流，像是硬加上去的，似与你的“野草”无大相关。尤其某些章节的开端，只不过拉来做个引线，既不尽意，便显多余。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有几节单是写远离故乡的生活与思念，远离那段历史的感受与反省，以及与下一代的“沟”与“通”。“洋插队”和“土插队”于你都是铭心刻骨，都是烧不尽的“野草”，穿插写来，料必更具新意。

③　　既写了，当然能发表最好。我可以推荐给某些杂志，但回忆插队生活的那股热已然减温，未必能够如愿。好几年前就有人问过我：插队生活你还要写下去吗？我说：怕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又问：再怎么写呢？我说：单纯的回忆已经不够，如果历史会记住它，大概就要以历史的眼睛去看它，看它在未来的生活中震荡起的回响吧。所以，以你的“洋插队”生涯，来看那“土插队”的历史，大约正是一个绝妙的视角。历史，最是要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看的，那样才看得更为深刻，不致为某种情节所束缚。

就说这几句吧。迂腐，大概就像我的轮椅，已是终身难免了。就让它去做潇洒的参照吧。后人不能从中受益，也可从中得一份警示。

蛇年将至，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史铁生

200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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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给安妮·居里安Ⅱ（1）

安妮：您好！

您给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华人性”和“中文性”，绝非才疏学浅如我者敢于妄论。要在这样的题目下发言，单凭一点浅显的感受或一时的情绪，肯定不行，是必须要有大学问和大智慧的。对“华人”和“中文”，岂可轻论其“性”？在我想，是一定要深究其源与流的，比如信仰、习俗、生存状态，以及中文自古而今的演变历程，而这些都是我力所不及的。

至于“中国心”，依我看，最美好的理解就是乡情、乡恋，即所有人都会有的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祝福。除此之外，我就弄不大懂“中国心”是要特特地表达什么，尤其是对文学而言。有没有“法国心”和“英国心”？有没有“老挝心”、“刚果心”？倘若没有，那就奇怪。（果真有外星人的话，当然还会有“地球心”　；一旦去火星侨居得久了，怎能不想念地球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这样的心，原就是人的向爱之心；只因对家乡的眷恋铭心刻骨，对故土的祝福尤其深切，这才特特地冠以国名。倘还有别的意图，多半就可怕——此国心，彼国心，一旦悄然或张狂地对立起来，就要变质，就不大可能还是爱心，而是互相疏离、防范，甚至于敌视的心了。（外星人见此必大惑不解：不都是“地球心”吗，何至如此？）

爱祖国，爱家乡，原本是多么美好的心愿，是爱心于地球之一局部的具体实行，却不知怎么，有时竟变成武器，把人武装到心情和话语；或如魔法，把“地球心”切割得四分五裂，本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怎么现在大家都捂着一颗受伤的心，互送冷眼与怒目？这些万物之灵呀，这些自诩高贵并智慧的人类，竟然迷失在自己不得已而做出的一种划分之中，竟会被一种抽象概念弄得南辕北辙不辨善恶！（外星人闻之或会提醒：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地球心”出了什么事？）

“某国心”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我想，原是为了一土之民的互爱互助，唯恐“一己之心”各行其是，结果势单力薄，难御天灾与外敌。这曾经或只是生存所迫，是一项减灾措施或治政方略，但渐渐地，人对生之意义有了深思远望——设若无敌来犯，就可以丢弃这互爱之心吗？就算无爱的群体仍可御敌于外，那么人心的疏离与防范，岂非要姑息养奸纵敌于内？于是乎，在治政方略的深处，便有信仰觉醒——看人间爱愿比富国强兵更是紧要；唯此，“某国心”才得尊崇，才被宏扬。就是说，那根本是一种爱愿，是“地球心”（博爱）的一次局部实现；倘爱愿消损，单单“国心”张扬，倒似数典忘祖了——据说我们的祖先殊途同源，本都来自非洲。

可不管怎么说，“某国心”确有御敌的指向；不单既往，便在当今，这指向也仍有其合理的根据。但这合理，在我看只是治政的合理，并非也是文学的期待。文学，不论是乐观还是忧患，赞美还是揭露，勇猛还是疑难，都当出于爱愿；即便写恨，也还是出于爱的祈盼。（爱，真有这么要紧吗？或者，凭什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定是指向爱？非常简单：人，渴望幸福。物使人舒适，国保障安全，而最终的幸福非爱而不可。）故在外星人到来之前，文学一向是以“地球心”为观察、为悲喜、为眷念、为折磨的。政治则不同，政治总难免是以“国”为划分、为遵守、为协商、为抗争的。而文学的理想，岂条条国界可以阻隔？比如不管什么文学奖，倘其过分地倚重了国籍或语种，被损害的只能是这奖项自身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并不逃避政治，却又不等于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不是属国的，而是属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可以超越国界和语种（倘有外星人，还要超越天体或星系）。

针对文学和艺术，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人类）的。细想，这话已然暗示了一种褒贬：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好的，反之则不够好。然而，可有哪一民族不是世界的吗？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诸多民族的构成。那么，“世界的”当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是“民族的”，就必然是“世界的”。如此说来，那个“越是……越是……”岂不是废话吗？非也。在我想，前面一个“越是”指的是个性，是真诚，是独具；后一个“越是”则是指敞开、沟通和借鉴。那就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相互敞开、沟通、借鉴的理由和价值；而越是能够相互敞开、沟通和借鉴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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