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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终以恩师鲁迅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将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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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珏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的女儿，18岁时考入北大政治系。当年，鲁迅与马裕藻同为浙江乡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经常互相走动，因而与马裕藻的女儿马珏也很熟悉。

马珏年轻貌美，在当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称。鲁迅对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器重，马珏曾经写过一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写鲁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鲁迅对这种充满着少女天真和调皮的描写非常欣赏，也很重视马珏的文学才华，后来每有新著出版，总要赠给这个忘年的小朋友一本。这种赠书在《鲁迅日记》中就有五十多次记述。

1934年秋，马珏毕业后与杨姓夫君结了婚，鲁迅出于尊重当时的社会风俗，就不再直接给马珏寄赠自己的著作。在鲁迅编的《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可见鲁迅在与年轻女*往时，很注意分寸和社会影响，即使是他很重视的才女，在交往时也很慎重。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胡风在1923年从《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时，就受到了震动，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文章。1924年《语丝》问世后，为了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几乎每期都要买。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尽管胡风有机会亲自聆听鲁迅的教导，他却觉得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很大，不敢去打扰鲁迅。甚至有一次他在书店碰见了鲁迅也没敢上前问候，因而在校期间他一直没有向鲁迅面对面地请教。

后来胡风退学回到家乡湖北教书时，他选取了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文章，讲授给学生们。他认为这样的补充教材，对学生们认识鲁迅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3年日本政府疯狂*左翼社会运动，正留学日本的胡风因介入日本左翼斗争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国。在上海，胡风住在司高塔路四达里的韩起家。有一天，周扬在内山书店碰见了鲁迅，告诉他胡风回到上海了。胡风的归来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于是鲁迅便与周扬一起去看望胡风。鲁迅向他介绍了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情况，介绍了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和左翼文艺面临的压力等，并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风与鲁迅会面后，就加入了左联。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后来左联书记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友谊，胡风与鲁迅的联系日渐增多，胡风也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做些事情。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出版时，胡风亲自拟写了广告，为鲁迅的作品扩大影响。

1935年年底，鲁迅找到胡风，说萧军和聂绀弩都曾写信给他想办刊物，让胡风与他们协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起初鲁迅拟名《闹钟》，胡风则建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当即同意，并在几天后写好了《海燕》的刊名。这个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留有相当好的印象。鲁迅多次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而胡风在与鲁迅交往中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胡风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求鲁迅为他办的那种不能付酬的刊物写文章。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经冯雪峰授意，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个口号公开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1936年鲁迅辞世后，胡风为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还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1937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分别以《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为题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辑，搜罗鲁迅的遗著，宣传鲁迅思想。胡风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的。后来他到湖北创刊的《七月》和在重庆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从而使他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鲁迅一向爱护和重视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对勇于向旧的营垒宣战的青年作家更是这样。女作家陈学昭就是在鲁迅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因为她很喜欢读《昭明文选》，就取了个“学习昭明”的笔名“学昭”。1923年冬，参加《时报》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征文，被评为第二名。《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5年，陈学昭在北京适存中学和黎明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并借此机会在北京大学旁听和从事散文创作。9月9日这天，陈学昭通过朋友引见，去拜访鲁迅先生。他们刚一进门，鲁迅就对陈学昭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鲁迅说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陈学昭曾经给周建人主编的《妇女杂志》投过稿，认识了周建人。后来陈学昭来上海后，也曾在周建人家搭过伙，鲁迅因而知道她与周建人关系密切。此后，陈学昭在北京大学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相互间熟悉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和周建人都劝陈学昭到国外留学。一年半以后，陈学昭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里。有一次吃饭时，鲁迅同她谈起了“娜拉”，鲁迅问她：“你看，娜拉出走后的出路在哪里？”陈学昭很爽直地回答：“说不定只好回家去。”鲁迅对她的看法很赞赏。他几次同陈学昭谈到，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点打击，提防突然间从天外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它果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弹起来，恢复原状，这就要坚韧。

半年后，陈学昭又要去法国求学，临行前鲁迅夫妇和他的三弟一家在“中有天”饭店为她饯行。席间鲁迅十分高兴，喝了不少的酒，也对陈学昭说了不少的嘱咐话。鲁迅告诉她：“白薇新出版了本《打出幽灵塔》写得不错。”言外之意是鼓励她多写，多实践，争取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1935年陈学昭回国后，去看望鲁迅先生。她给鲁迅带来一双小木鞋，这是欧洲童话里经常提到的一种民俗产品。鲁迅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很是喜欢。他指着书柜里的书说：“那里的很多书都是你给买回来的。”的确，她在法国时，鲁迅让她给买木刻画集，他找了很多家书店才买到了。1936年9月17日陈学昭到鲁迅家去看望他，陈学昭告诉鲁迅：“法国人用人工气胸的办法治疗肺病。”鲁迅没有在意就谈起别的事情，陈学昭没有料到，一个月后鲁迅先生却辞别了人间，这次拜会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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