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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样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此文发表于《北京日报》1999／5／24，因长时间没有收到过稿酬，后又发表于《杂文报》1999／8／31头版。此文受到广大“贼编”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的革命群众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贾政读《红楼梦》

一天下午，贾政处理完一件贪污案，把那个侵吞了10万两银子的家伙调到一个边远省份去当副省长。离晚上会见外宾还有几个小时，便从办公桌上拿起《红楼梦》来看。这是新来的秘书马小姐特意推荐给他的，说这是现在最畅销的书，已经连续108个礼拜霸占排行榜之首了，作者叫曹雪芹，听说是个风流寡妇，就凭着这本书的稿费，已经腰缠万贯，在太湖造了一座水浒城，养着108个白嫩面首，日日操练，这样的腐败现象不整治，党风民风怎么能够扭转，再说这娘们儿今天敢造水浒城，明天说不定就敢去买您府上的大观园呢！

马小姐说话时一边正气凛然，一边偶尔飞个媚眼儿。她早听说这位贾部长为官死板得很，一天到晚正襟危坐，反他妈腐倡他妈廉，部长当了不到三年，他的秘书小姐换了12个，据说一个也没捞着让他调戏一回，一个个都气跑了。不过前途还都不错，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否则谁愿意给这样的瘟官当秘书。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总得有个翻身出头之日呀！听警卫员小乔说，他的内裤都是带补丁的。他这是憋着要成为诸葛亮周恩来焦裕禄李雪健那样的圣贤哪！可马小姐就是不信一个40岁出头的首长这么早就开始保持革命晚节。人家美国的总统锅里炖，也是40多岁，人家还是一把手呢，可人家在秘书面前一点架子也没有，该脱就脱，该摸就摸，弄得那些娘们儿分赃不均，轮番跟他打官司。可人家这边打着官司，那边国家大事一点没耽误，又收拾伊拉克，又收拾苏哈托，还忙着招待咱江主席访美。贾政，贾政，你怎么就不向你那儿子学习学习哪？真是不肖之父。这回出了个曹雪芹，把你们家的烂事抖搂个底朝上，我看你还能装到哪一天。

马小姐知道贾部长读书很快，一下午能批阅400多份文件。估计贾政早该读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说不定已经读到薛蟠做诗了，她特意在一些“重要回目”夹了几根吊袜带当书签以引起首长注意。她端着一杯咖啡进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贾政一见马小姐，立刻招呼她说：“小马同志，我要很好地感谢你呀。你向组织上推荐了一部好书。这里边写的都是我们家里的实情，而且有些事情我以前还不知道嘛！我早就讲过，反腐倡廉，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这本书就如实描写了我在自己家里反腐倡廉的若干情况，比如宝玉挨打一节，写得好。当时要不是家母苦苦为他求情，我肯定大义灭亲，当场把那畜生打死。想不到那畜生背着我还有这么多无法无天的罪孽，这明明是我们扫黄打非的活靶子嘛。这本书，应该获‘五个一工程’奖嘛。我要写一篇书评，题目就叫《大观园里做清官》。你明天给北大中文系打个电话，叫他们派个教授给我起草一下。再通知社科院，组织个大型国际研讨会。地点，就在水浒城吧，我要见见那位雪芹同志。我想建议她再写一部《金瓶梅》，把西门副部长他们家的事也宣扬宣扬。当年武大郎卖烧饼缺斤短两，假冒伪劣，他兄弟武二郎杀害野生动物，破坏旅游，兄弟俩还合伙霸占民女潘金莲，阻挠自由恋爱，维护封建礼教，多亏西门副部长仗义行侠，为广大消费者除了二害，救潘金莲于水深火热……”

小马远远站在桌前，听首长肯定了自己推荐的书，心里痒忽忽的。只是不明白，这《红楼梦》跟他妈反腐倡廉有什么勾搭，潘金莲怎么又是武大郎的老婆。站得有点累，她从高跟鞋里抽出一只脚，用脚趾去搔另一条腿的圆圆的腿肚子。贾政看见，关心道：“你站累了吧，过来坐一坐吧。”

首长让站就得站，让坐就得坐，这是秘书守则第22条规定的。可是贾部长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贾部长自己坐的沙发，来汇报工作者一律站着，据说这是学习林彪，提高工作效率。那沙发一个人坐嫌宽，要是两个人坐……

一个月以后，人事处又忙着为贾部长换秘书了。贾部长还是那套话：“这么有才华的好同志，放在秘书岗位上，实在埋没了，应该让她到更重要的岗位上磨练磨练。我的秘书嘛，找个更年轻一点的就可以了。”

马小姐现在是反腐倡廉第六办公室的副主任，享受副局级待遇，自己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正主任牛小姐是贾部长的前任秘书，她接待马小姐报到时，诡秘地一笑说：“早知道你要来，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只放了一个沙发，——反腐倡廉嘛。”

（此文曾以投鼠忌器之故，两次被退稿，后被《杂文报》勇敢地刊登于1999／5／18，引起多篇文章模仿。）

圣诞与荒诞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通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l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采，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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