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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1917年７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第615页。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虚拟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4页。“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复活”与“渐兴旺”（3）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5页。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引注：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是乎！”《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6号。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如广为人知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林琴南致蔡元培函，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有关“林蔡之争”的深入探讨，可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289页。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参阅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复活”与“渐兴旺”（4）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27日。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第6版。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匡僧：《大学教员无恙》，原载《时事新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如《时事新报》称：“北京大学新派教员，屡被旧派学者之掊击。近复闻旧派藉某军人与新国会之权力，以胁迫新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有愿辞职以自由主张新学之说。”见匡僧《威武不能屈》，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7号。“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

“复活”与“渐兴旺”（5）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此点罗志田教授曾多次论及。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2页；《吴虞日记》（上），第300、309页。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胡适致函朱经农说：“美国一班朋友很有责备我的话”。转引自《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8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8页。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的实在政策”。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志拯：《谁的耻辱》，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陈独秀终究被撤职。事情的原委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开会商讨学校事。会上，汤尔和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事，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元培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销陈之文科学长职。胡适后来致函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还评论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一万五千份。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第48页。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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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竞争（1）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3页。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吴虞日记》（上），第272~273页。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吴虞日记》（上），第295、298页。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吴虞日记》（上），第328页。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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