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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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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破坏了的帝国秩序

京官外出办差接受地方官员馈赠，在京接受甚至谋求地方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馈赠，地方官的钱从哪里来？京官收取印结银，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项费用，他们当官之后会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简单，但顺着这个思路推理下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只说冰敬、炭敬和别敬。

根据李慈铭同时代人何刚德的分析，同治、光绪以来，冰敬只有总督、巡抚等地方高官送给军机大臣，其他的京官只送炭敬。这个说法其实不能概括所有情形，李慈铭本年也收到过冰敬，只是数量甚微，所以大致不虚。冰敬因为送得少，可以暂时忽略。

炭敬有点像现在的年终奖金，只不过给他们发奖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员罢了。实际上，炭敬就是春节过节费，在地方上叫节敬。何刚德说，炭敬是“馈岁”（新年礼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员赠送所附的信里一般不直接说数目，而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显得很儒雅。有人送贝勒载涛一千两银子，信封上写的是“千佛名经”四个字，可是这个花花公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还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来，才发现里面是一千两的银票。（《春明梦录》卷下）送炭敬，最少的是8两，多的是300两（多是送给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显宦的），至于像“千佛名经”这样的厚礼比较少，大概只是少数人给那些掌权的亲贵送的。

别敬是由被召见进京述职的地方高官、从中央外放为地方高官的官员向京官“道别”时的一种馈赠。还有一种情况是三年有一次大考评，那时地方官员要进京。按照何刚德的说法，送别敬是很普遍的，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京，除了朝贵之外，同乡、同年，以及籍贯在自己当官的那个省份的京官，一般都得馈送，标准是银子10两左右，后来也有降到6两的。但是这个标准显然过低。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类似于省政法委书记），送别敬留下了具体的人和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从张集馨的这份送礼名单来看，从军机大臣、六部长官，到一般的同乡、同年，几乎都要送到，最多的送到400两，最少的16两（没有具体列出来的是不是有比这个少的不知道），总数则达到了让人惊讶的15000余两。这个总数估计没有水分，因为张集馨记录的其他几次情况和这一次差不多。比如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送17000两；　1849年出任贵州布政使，送11000两；1850年出任河南布政使，送12000—13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

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时期，银子是比较值钱的，2两银子大概可以买一石米，换算下来，一两银子大概值155元人民币。那么10000两银子就值155万元钱。这就是说，张集馨每送一次别敬，就送出去不止155万元的钱，多的达到263万还不止。张集馨哪来这么多钱呢？以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那一次为例，他是向朋友借钱加上向银行贷款才凑齐的。其中向广东洋行借的9000两，要九厘利息，向一个叫汪衡甫的人借的500两，利息竟要二分。花利息借钱送别敬，难道不要还吗？当然是要还的。还的钱从哪里来？那就只有到任之后收取陋规了。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京官没有地方官的馈赠无法生活，他们势必想方设法让地方官吐血，所以有些地方官开始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专以咀嚼外官为事”的倾向，并且“以进京为畏途”（《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日记）。咸丰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镜湖自撰年谱》）

张集馨和段光清都不是贪官，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或许还能算是比较清廉的模范官员，但是他们每到一次北京，送别敬就要花费数千到一二万两银子，而他们又不能赔钱当官，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接受陋规，甚至也不少收的。那么，大清帝国还可能有清官吗？

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清代的京官一年大概收受了多少地方官的馈赠礼银？在李慈铭的时代，不算为数众多的“行走”、候补京官，在职京官大约有6500名。李慈铭任正五品的郎中，在九品官制中刚好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以他为例子去推测京官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如同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所显示的那样，不算实物型礼物，也不算那个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书院束修收入，只算那些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及团拜银）三项，它们的总数是两。取个整数，是大约1000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高的。以这个数字为标准，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工资外收入达到650万两银子。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这些银子都是地方官赠送的（印结银虽不是现任地方官所送，但捐钱买官的人最终会当官，所以与地方官所赠没有太大的差别），地方官的钱来自下级，最终提供这些钱的是基层官吏，而基层官吏的钱则来自老百姓。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暂且不考虑地方官自己的好处，仅仅是考虑地方官为京官提供的这650万两银子，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8000多万两，这些钱相当于基层官吏收税时要多收大约8％。这意味着什么呢？地方基层官吏为了收取这些费用，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家正式的税收标准向老百姓征税的，他们必须在征税时巧立名目乱收费或者乱摊派。这样，帝国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一　朱县令的送礼簿（1）

2006年6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新华社记者采访成思危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笑言：“我曾经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见当日新华网报道）中秋节送月饼大概不止是中国人的习俗，但送月饼导致堵车却可能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送月饼只是送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送的大概也不止是月饼。对于中国人来说，送礼与其说是一种习俗，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这里面有许多学问，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雍正五年（1727）三月，山东武定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和泰安府新泰县知县王僧慧实行工作对调。离任有“交待”制度，即离任官员要向接任官员移交账簿、现金和其他财物，办一个交接手续，跟现在的离任审计差不多。

接到离任的通知，朱成元知道有麻烦了。因为他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开始任蒲台知县，至今已有26年之久，历年积累的财政欠账——亏空达26000余两银子，自己在任是移新盖旧，东挪西补，穷于应付，现在离任，要把这个窟窿一下子给补上，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没法“交待”。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民欠”代亏空。所谓“民欠”，就是老百姓欠粮未交。老百姓欠粮未交，知县也有责任，但既然是欠粮未交，就可以由接任者继续催交，银子仍有着落，所以还可以交待过去。当然，这种“交待”需要知情的人通同隐瞒，负责经办钱粮的县衙“吏书”（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人员）们需要做工作。朱成元以知县老爷的身份请这些人吃饭，亲自陪酒，又送礼物，并答应等自己到新泰县任上之后设法弥补，“吏书”们答应朱成元先用造假的账簿来应付新来的知县王僧慧。

没有想到的是，朱成元到新泰任上之后，发现新泰县也有亏空，他不可能挪用新泰县的钱去补蒲台县的欠账。蒲台县的“吏书”们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知道朱成元弥补亏空已无可能，深怕自己被连累，便把假账簿及内情报告了新任知县王僧慧。王僧慧向上级报告，参劾朱成元，事情便瞒不住了。

对于王僧慧的参劾，朱成元采取了一种出人意外的应对方式：他也编造一些理由去告王僧慧，并说王僧慧故意把“民欠”说成亏空，是诬陷。按理说，这事并不复杂，山东省内就能处理，山东全省的亏空很严重，高达260多万两，蒲台县的这点子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的是，当时山东的省级官员是怎么处理此事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史料），朱成元的思维又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本来这件事明显理亏在己，他居然派家人张士荣到北京去告御状。既然闹到了中央，小事也变成了大事。但是如果这件事的性质还只是限于清查亏空的话，仍然不足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一件特殊事物的出现，使得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个省部级高官被牵扯了进去，成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

以内阁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缪沅为组长的中央办案小组在雍正六年五月初抵达济南。一到济南，他们马上调集档案，连续提审相关人员，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上刑的上刑，事情原来并不复杂，调查也很顺利，所以很快就结了案。按照办案的老规矩，中央办案小组组长缪沅应该向雍正递交一份报告，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做总结性汇报，并请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报告递上去之后很快有了回复，缪沅接到了雍正对朱成元等人的处理意见。地方官员任职期间出现亏空，一般是要抄家赔补的，这次也不例外。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还平平无奇。但是比较意外的是，朱成元的家产有限，按照时价估算，仅值2860两银子。这说明，朱成元的亏空好像并不是自己贪污了，否则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家产。更加意外的是，抄家抄出了一份新材料，正是这份材料引起了雍正的愤怒，以致案件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份材料是一些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不是朱成元的家庭开支情况，而是朱成元任内给各个上级领导送礼的详细记录，包括有字账30本、无字账1本、散账28页，总共273页。雍正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求缪沅马上派人将这些账簿送到北京去。雍正看了这些账簿，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山东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道台、知府，凡是朱成元的上级没有不收礼的，特别是巡抚黄炳、布政使博尔多、按察使余甸收受礼物的情况在朱成元的送礼账簿里面都有明确记录，这让他大为光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朱县令的送礼簿（2）

雍正生气是有原因的。黄炳、博尔多、余甸三个人组成的山东省政府领导班子，完全是雍正亲自提拔点派的，时间在雍正元年和二年。雍正接过康熙的权力棒之后，大力提拔自己信得过的高级官员。黄炳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从浙江盐驿道任上升任山东按察使一职的，此后六年他一直原地踏步，雍正继位之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黄炳被跳级提拔为山东巡抚。按照通常的情况，巡抚是从布政使升任的，按察使要先升任布政使才能再升巡抚，就像现在副省长要升省长，才有可能升任省委书记一样。不仅如此，过了一年半不到时间的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又提拔黄炳为内阁学士，调到中央任职，很快又授予他刑部左侍郎（相当于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实职。这样，黄炳等于成了一个国务委员兼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重要角色。应该说，黄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了三级跳，升迁之快让人目瞪口呆。雍正一再跳级提拔黄炳，对黄炳来说显然有知遇之恩，但是就是这个黄炳，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自然让雍正气愤不已。当然，这只是让雍正生气的一个原因。

此前，地方官员薪俸不高，雍正元年山东开始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地方官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办公经费也已有了充分保证。雍正希望以此杜绝省级官员收受下属礼物的官场陋习。从朱成元的送礼簿来看，黄炳等人并没有因为有了养廉银就不再收礼，这使得雍正的心愿落了空。看来地方官员对他的政策是阳奉阴违，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二个原因。

更让雍正气愤的是，朱成元送礼簿上送礼的时间、数额写得一清二楚，但是雍正让人询问黄炳、余甸，要他们自己坦白交待山东任上到底收受了多少礼物的时候，两人竟拒不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朱成元的礼物，更不愿交待当时收受全省下属官员礼物的总体情况，而是掩饰支吾，百般辩解，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时候，博尔多、余甸二人也已升迁，不在山东。余甸任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博尔多任江南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余甸是进士出身，在官场上一直有清官的名声。黄炳、余甸既然拒不承认，更没有悔改的意思，雍正恼火之余，下令将他们革职，送往山东交由总督田文镜（山东本来没有总督，巡抚是最高长官，因为吏治需要整饬，雍正特意设置河东总督一职，由田文镜出任，此职在乾隆上台之后被撤）、巡抚岳濬审讯，并且交待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老实交待，那就动用刑具，大刑伺候。对于身在江南的博尔多，雍正命令代理江南总督范时绎负责办理，待审出博尔多收礼确切情况之后，将案卷移往山东。黄炳、余甸在山东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没有史料留下来，只知道审讯的结果是黄炳收受属下以过节名义所送的银子达到199000两，余甸收受的银子是2100多两。（余甸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很短，从雍正二年闰四月受任，十一月即被召进京，只有半年的时间）博尔多在江南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则在该年九月二十一日范时绎送呈雍正的奏折中留了下来，博尔多对审案官的答辩词还挺有意思。

博尔多说，我任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是在雍正元年十月，“到任那时各官照陋规送礼，我一概不曾收受，记得有三四处送些柴米、代仪，我收了些，有二千来银子，又收了些器皿、土物、吃食。但我到任未久，各官尚未熟识，如今再三思想，这蒲台县自然是送了的，还有一个霑化县，其余实在想不起来。我总收过二千来银子，不敢申辩。”博尔多认为收这些银子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巡抚还未奏明养廉，我才到任，故此酌量收了些，到四月交代清楚，我已有了平规，就没收州县的东西”。对于该年五月为母亲做寿收受济南府官员贺礼之事似乎事实俱在无从辩解，但博尔多也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博尔多说，济南官员来送礼祝寿，“我受皇上天高地厚恩典，连我母亲、全家体面，故此收了”，现在严查，我不敢隐瞒。博尔多还说自己担任代省长之后忙得团团转，又是负责考试，又是盘查仓库，又是扑灭蝗虫，又是曲阜孔庙修理，事情太多，“在布政司衙门的日子少，原不曾见过这些属员，实记不得是何州县、叫甚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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