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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

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　１９２７　这一年，４　月和　９　月的

两次起义为　１１　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

——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

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　５００００　的居民从这两个

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

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③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

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

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

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

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

治复辟。

４．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

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

恐怖”。①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

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

①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93—94页。

②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311—314　页和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　161—164　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

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③和　1928　年　1　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　779　页）。

①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　年）》，第　704—784页各处和第　825—849　页。

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

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

“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

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

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

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②

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

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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