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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店之名放皇债，进行高利贷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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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4）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这些私店势焰之盛、扰害商民之甚，亦不亚于皇店、权贵私店。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见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种，正统时，京城头角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开设的。太监僧保、金英恃势私创塌店达十一处；在河西务到直沽一带交通要道、通州、张家湾，亦有太监的私店。御马监太监刘顺既有钦赐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时，太监梁芳曾得到钦赐的和远店，后来梁芳被贬到南京闲住时，才不得不将店退回。正德前后，辽东镇守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以驻来往车辆，名义上是用这收入补充“犒夷”费用，实际上收入全归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发这事后，武宗“诏宥之”，仍让他管业如故。

这些皇店、私店“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谋利”［52］，还纵使无赖子弟“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摆渡、牙保、水利等钱”［53］，如朱秀就擅自规定过一辆车，必须交银一两。宦官奏求得塌房后，还用它“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弄得“行贾坐敝”，亦“莫敢谁何”［54］。甚至搜查官员行李，失陷客商财物，等等。这种种与民争利无异于抢劫的行径，弄得怨声载道，以致武宗遗诏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内外皇店”。世宗初即位，马上对掌皇店的首恶太监加以惩处，把他的爪牙发配充军，迫使宦官勋贵在这方面稍作收敛。

但厚利之所在，收敛只能是暂时的。万历时，“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这时的皇店是“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55］。宦官的私店亦随之急剧增加，冯保八店，岁有四千金之课。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56］。连像王安这样比较正直的太监，也开设布店，以善经商知名。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店、私店暗损国税，垄断经营，甚至断绝一些商人生计的情况，直至明亡不变，商业，尤其是京畿附近商业的发展，由是受到严重桎梏。

（4）　矿税使——万历年间对工商业的一场浩劫

明代自洪武以来，金银矿屡有开采。永乐年间开始派出宦官前往提督查核。永乐十三年（1415），太监王房等督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凡90日，得金8两。永乐十五年（1417），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一年多，仅得96两金，这才停止了。以后屡开屡停，中官提督开采之见载于《明史·食货志》的，有景泰时戴细保提督浙闽银场；天顺时，罗永到浙江，罗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提督银场。

明中叶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金属制造工具；国内外市场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货币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对铸币用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为摆脱日益加深的财政困境，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而进一步垄断矿冶采炼，极力搜寻地下富源；加上采矿工程大，督办人员易于从中舞弊、敲诈勒索等等原因，宦官不断趁机鼓噪开矿。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开银矿。正德初年，秦文请复开浙江、福建银矿。但采矿之到处为害，则主要在万历年间。

万历以前，内官督开矿之为害，以银矿为例：云南大理府新兴等处银场，原拨各卫军充矿夫挖取，岁办银两。正德时，镇守内官改派人员分管各场采挖，未免中饱私囊，以致岁办之额不足，于是将矿夫口粮折办，又将夫丁干认，共补课额。大约每年银场所出，不过3000两有余，而矿夫口粮、夫丁折办干认，甚至达到28000余两，而加耗及靡费又一倍以上。云南人反映，由宦官派出之“京官管场，重取之军夫而不足，设令他官管场，专取之银矿而有余”［57］。又以铜矿为例，云南楚雄府等处铜矿铜驼票号，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先是由布政司每铜10驮（每驮约重140斤），抽铜1驮，后因收放不便，改为照数折银交司，每驮纳银6钱。以后，镇守太监差人私自抽分，逐渐加收，每驮由纳银6钱增至两。弘治十八年（1505），又由布政司改为每铜1驮，抽铜10斤收贮在库，以备铸造。但正德二年（1507）镇守太监崔安以奉钦命造铁减金银靶、缅刀等等，大约要用银2000余两，无从区画，提出要布政司将前铜斤给抽票簿印押，送付抽分。崔安调回后，继任镇守太监张伦相沿抽分。张伦调回时，票号发布政司。正德九年（1514），新任镇守太监梁裕，又以进贡、谢恩、买办金石、方物等项费用数多，提出要照崔安等在镇时之例，让布政司将铜斤号票送给他变易银两应用。至正德十年（1515），镇守太监史泰亦照前例行文，将铜斤号票径自出给参随人员抽分。以致布政司无法干预，“课税尽归消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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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5）

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为害更远远超过前代。《明史·食货志》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云南则杨荣。”这众多的中使派出时，均给以关防，而“中使衙门创设，并无旧署可因”，即没有固定的编制，因而人员冗滥，“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59］于是舆马充斥，人役沓杂，骚扰地方。这些随员又多是在各地网罗的地痞无赖，他们狐假虎威，到处把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种种额外加派，无端需索，任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立即便要开挖，只有收到贿银才停止。陈增用摊派的手法，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当地官员不得不“议于官俸、民房、牛驴、屯田、地亩及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内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这才能勉强支应过去［6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将在一些主要的矿税使的传中加以论述。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鲜明地指出：在开矿的名义下得到的银子，不是取自山泽，而是夺取于闾阎。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而且官员行政上的加派尚有一定数额限制，相比之下，中使及其随员的攫取，却是任意的，没有任何限制的［61］。

矿监税使之四出掠夺，用当时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在奏本中的说法，是“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众，逸圈内之豺狼以吞噬百姓”［62］。实际上，从万历二十五（1597）至三十三年（1605）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63］，而###倍于此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为内库收入这三百万两银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沈一贯曾指出为矿税使而支出的费用达到每年八百万两［64］，而矿税使破坏性的横肆掠夺，更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国库亏损。政治上，宦官与官员、百姓矛盾重重，比较正直敢言的官员被逮问罢黜，百姓被迫得“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终于激成了包括山东、湖广、辽东、福建、陕西、山西、广东、云南、京畿和南直隶在内的广大地区里大大小小的民变，参加者甚至有官员、士人。结果杨荣被杀于云南，高淮被逐于辽东，孙隆逾墙逃跑，陈增一夕自经，更多的矿税使则是灭了威风，被撤回京。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65］。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横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66］尽管如此，矿税仍延续到神宗死去时，才得以遗诏停止。

2。　仓储

明代仓储有中央的和地方的两种。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县自己管理，归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户部管理。自宣德末年开始，在京、通二仓设置了总督中官。正统三年（1438），令户部侍郎一员同内官总督在京、通州粮仓及提督马牛羊等房草豆料，以后总督中官逐渐增至二三十人，设中瑞馆管辖。从此，“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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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6）

（1）　管仓宦官之滥增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疏称：“仓、厂、场、库，钱谷之要也，今皆内官主之。……每处置一二辈足矣，今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67］。但问题提出后未受到重视，人员仍在继续增加，如临清州，有临清、广积两仓，以前只有监督内臣一人，后增至两人。天顺等年亟罢，其后增至九人。正德五年（1510）九月后，只存六员。正德六年（1511）五月后，存留三人。但正德后期，仓粮数额未有任何增加，而监督骤增至十五人。这管仓太监十五处除均有“修理衙门、买办物料、人匠工食、工差人役支给等项”费用要供应外，还有大量随员。计管仓太监内掌敕杨太监一人便要跟用门子二人，皂隶二十二人，其余十四处每处门子一人，皂隶二十人，统计共占用门子十六人，皂隶三百零二人，俱在临清州服役。再加上投跟者众，以致“仆御骑从每相望于途，而驿递等衙门日不暇于应给”［68］。面对这种情况，正德十六年（1521），下令在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场、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查参取回时，又令临清仓监督内臣，止留见在二员，并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嘉靖元年（1522），又以户部屡奏监督“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蠹”，诏革中瑞馆及各官署。嘉靖三年（1524）议准今后京、通两仓太监不许添设。嘉靖十七年（1538），题准今后十库不准增添内官。但尽管如此连续下令，实际上监督内官以后仍时革时设。万历时，惜薪司竟至“朝进一人，暮进一人”，致“几十倍于前”［69］。可见管仓储内官人员之冗滥，已成难于改变的积弊。

（2）　内府各库监收宦官之横索无厌

内府各库包括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天财库（亦名司钥库）、供用库等十二库，库各有专门职掌。弘治时，给事中胡易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有鉴于此，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下令：百姓输纳钱粮到京，凡遇收放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衙门管事内使家人，有勒巧取财物及纵容下人通同作弊，致使揭债经年屡月不得完结者，治以重罪。紧接着，在正德元年（1506），武宗亦下令：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处仓场收受钱粮，除旧例该用铺垫席秸等项按户部规定的数目取用以外，不许以前指各项使用为理由，勒要纳户财物。十六年（1521），又议准京仓收受粮斛，照旧止令原来委派的主事督收，不准提督太监违例攘收，纳贿作弊。尽管如此，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仍因被索贿赂，未能满足内官要求，以致稽留八载，乞食于市。而京通仓提督太监蔡用等，则欲将已革去的晒夫、囤基、各色财物岁计银七万四千两仍行追收。嘉靖七年（1528），又议准凡遇有指称太监名目，勒要茶果等钱的，准各官员并缉事衙门逮捕，审问枷号。八年（1529），世宗下令每年差给事中、御史各一人，于内府内承运等库并各监局巡视监收，禁止和革除种种奸弊。真可谓三令五申，似要务行禁绝勒索之弊。但是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时，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就指出，在处理仓场钱粮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贿，于国事毫无裨益。十五年（1536）遂又议准长安等门守门人员，有仍前科索解户财物的，准许题参逮问。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科索并未得到有力的遏止。

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王玺等又指出内库之弊，在外面的有三种，即“包搅花费”，“解户私逃”，“挪移延缓”。在里面的有四种，即“铺垫常例”，“守门科克”，“茶果馈仪”，“棍徒需索诓骗”。更有严重的，如甲字库内臣赵纲因为勒索，将解户活活逼死。

仓库内官横索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是内府收粮时的“增耗”，一是迫取铺垫。

增耗：内府收粮时常以增耗为名，大肆勒索，常常因此加收数倍。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勒索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算，则得白金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迫他们交纳月钱。其中为害最大的是白粮。成化以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各样合用物料时，由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然后运送内府。弘治以后，部官避嫌，不肯验收，令小民直接交到内府。于是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后，才取得批回的。正德时，临清州纳米一百石，用银六七十乃至###十两，粮户无法交纳，往往因此被捕，死于狱中。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揭露当时运粮纳粮加耗勒索的名称，有“太仓茶果”、“经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　“新旧军斗”、“会钱”、“小荡光银”、“救斛面银”［70］等等。在这重重勒索下，解粮户唯有借贷赔纳，以致因此倾家荡产，甚至性命不保。到万历时，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承担解白粮户，鲜有不破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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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7）

铺垫：以铺垫为名，大量向商人迫取银两，是内府各部门的普遍现象。铺垫钱始于嘉靖年间，指内府收纳商人所交物料时使用的包装、垫衬等用品，由商人另外交纳，这就为经收宦官向商人敲诈勒索大开了方便之门。以万历年间为例，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一再上疏，称：“年来办纳钱粮，苦于铺垫”，“京师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之籍，无不荡产罄资。投河经渎之惨，挈家载道之状，酸鼻刺心”。如惜薪司柴炭铺户王梁，交纳柴炭已超出原额一倍，陈洪则额尚未派，但均被供用库内官李进忠、吴进等以备办钱粮为借口，索取铺垫，把他们墩锁拶打，缚在烈日下暴晒，折磨得奄奄一息［71］。太监杨致中总理惜薪司时，除设管理、佥书等数十人外，还有守门、巡街、香匠、秤手、园头等等名目，这些都是张口待饱，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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