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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尽管经常断电，每天还是有客人来就餐，偌大一个饭店，有时客人也只有一两桌，但是客人还是没有断过。这使他们感动，更使他们受到鼓舞。赔钱是绝对的，但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杨老板说，也有很不如意的时候。有一天，一家南斯拉夫人来吃饭，菜刚端上来，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客人面色惊慌地大声叫道：“结账！”付完钱，全家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杨老板很关心形势。我对他说，北约的轰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局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建议他采取一些安全措施，起码把老人、孩子转移出去。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老人、孩子和妻子送到匈牙利。他告诉我，返回贝尔格莱德时，已是深夜，他开车行驶在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前前后后只有他这辆孤零零的汽车，远处还不时传来爆炸声，着实觉得有点害怕。他的妻子对他一人留在贝尔格莱德不放心，很快又回到贝市。但是，杨老板说，在贝尔格莱德，他从来没有害怕过。这里有一百多万市民，他们不都是在北约的轰炸下照样生活吗？不过，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饭店里有的是吃的，万一停水就喝多瑙河水，怎么都饿不死。他不怕战争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饭店被抢，他认为南斯拉夫人素质很高，不会发生这种事。他动情地说，你们使馆的人留在贝尔格莱德，在使馆被炸后，你们依然留下坚守，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就有了主心骨，我们还怕什么呢？后来，他特意托人在北京定做了一面锦旗，请人带到匈牙利，他驱车去匈牙利将锦旗取回，赠送给使馆。锦旗上写着：祖国利益至高无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有人告诉我，来自北京的沈先生那天患感冒，发烧38度，仍参加了游行。来自浙江省的金女士带着公司的职工参加游行。几年前，她扛着大包从莫斯科来到贝尔格莱德。她从摆摊开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在她的公司有二十多名中国雇员，生意越做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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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纷飞见真情（3）

在炸馆后的日子里，旅南华人以各种方式前来被炸使馆祭奠牺牲的烈士们。有的献上花圈，有的把花束挂在使馆的栅栏上。使馆周围，留下华人各种各样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怀。有的怒发冲冠，有的满腔悲愤，有的忧国忧民，有的为烈士洒泪，有的为死者不平。其中，一位署名“来南经商者”的小字报格外引人注目。作者写道：我是来南斯拉夫经商的。来南后，我的生活目的除了赚钱还是赚钱。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问国事，整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北约轰炸使馆，烈士的血使我猛醒。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大国欺负小国，强者蹂躏弱者，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还在肆虐。落后就要挨打，这成了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国家正在摆脱积弱，正在振兴，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是世界上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啊！他们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加以阻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应为国家兴旺，民族振兴出一分力。再不能那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再不能只为自己赚钱活下去。我做出决定，准备回国，弃商从教，去当一名教员，去唤醒那些同我一样浑浑噩噩的年轻人。让我们青年一代都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朋友们，伙伴们，让我们祖国见！

看过这个小字报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作者深邃的思想，猛醒的感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使馆的善后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我到70号大市场去看望那里经商的华人。这里华人比较集中，主要经营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华人看到我们，都主动来打招呼，有的抢着和我们照相。他们表示，你们惨遭不幸，还来看望我们，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对他们在使馆蒙难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让他们注意安全。我说：安全第一，发财第二，不要只顾发财不注意安全。轰炸加紧时，就找地方躲一躲。华人普遍感到情绪压抑，在漫天的轰炸中，人们还是提心吊胆，满腔积郁，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安全，也为南斯拉夫感到忧虑，这也许是“国际主义”的忧国忧民吧！许多华人说，小时候看过南斯拉夫战争片，觉得这个民族英勇无畏，有献身精神。现在身临其境，觉得南斯拉夫人确实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们处险不惊，沉着冷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但如果南联盟政府号召为前线捐款捐物，我们肯定会积极响应。旅南华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南斯拉夫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我们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是，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旅南华人无一伤亡。在轰炸烈度最强的日子里，很多华人继续做生意。这说明，中国人具有超强的忍耐力，有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在逆境中生存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所以，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就会给那里带来人气、商气和旺气，无论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经济活力。这就是五千年文明造就的中国人。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异国他乡，在炮火硝烟中，在使馆蒙难、血泪交迸之际，南斯拉夫各界朋友倾力救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使馆人员的关心和爱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就在那一夜，北约轰炸使馆的那一夜，南斯拉夫的消防队及时赶来，抢险救火。急救车风驰电掣，抢救伤亡人员。当我馆人员被困危楼时，又派来了云梯……

南斯拉夫各界人员纷纷赶来。外交部长约万诺维奇、副部长诺瓦克维奇，亚太司长扬克维奇赶来，分别表示哀悼和慰问。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相诺维奇、南斯拉夫政府副总理博依奇、内务部长斯托依利科维奇、安全局长马尔科维奇等也都纷纷赶来，米洛舍维奇总统派人前来询问情况，以示关切。

那一夜，我不知道有多少熟悉的和陌生的，身居高位和普通平民来到现场，有的有机会同我说话，有的没有机会，只在现场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危楼内外使馆的人们，有的老人双手合十，为我们祈祷

上苍……

南斯拉夫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拉多舍维奇来到现场，他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前前后后地奔走着，寻找使馆的人们。在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告知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都撤离时，拉多舍维奇找到我，对我说：“我家可以住下六七个人，请你拨六七个人跟我走，我把他们带回我家去住。”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在那凄惨的夜，在无家可归的时候，他的话像一股暖流通便了我的全身，我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表示真诚的感谢。我告诉他，南斯拉夫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旅馆订了房间。我们没有去老人家里住宿，但老人的话，老人的这份情义，我却终身难忘。

事发后的第二天，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致电###总理，对中国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表示慰问。

在炸馆以后的日子里，南斯拉夫各界人士，贝尔格莱德市民纷纷来到被炸使馆前，以各种方式悼念逝者，对炸馆事件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

南斯拉夫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的近百名艺术家和贝尔格莱德数百名市民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前举行悼念活动，追悼在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他们宣读了慷慨激昂的悼辞，献上用松柏和鲜花制作的花环，有的艺术家发表了十分动情的演说。在现场，有人轻轻地啜泣。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是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民间歌舞团，曾于1956年首次访华演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此后，该团还曾多次访华。

南斯拉夫东方之家的成员们来到现场举行纪念活动。东方之家的成员多是汉学家，也有亚洲问题专家、学习东方语言的学者。东方之家的负责人维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汉语专家，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中国话。很多来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由她陪同并做翻译。我到南斯拉夫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就读到过关于维拉的文章，说明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的艺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在南斯拉夫期间，同她也有较多的交往。每逢中国国庆或春节，东方之家都要举行活动，邀请使馆和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参加。她个子不高，娇小玲珑，容貌有东方人的特点，为人朴实、真诚。我曾在讲话中赞誉东方之家是友谊之家，是客居南斯拉夫的中国人温暖的家。

在众多的南斯拉夫对华友好人士中，我想谈谈在炸馆之夜邀请我们去他家住的拉多舍维奇先生。他是南中友好协会主席，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是摄影家，任欧洲摄影家协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他担任南中友协主席多年。南中友协纯系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举行各种活动完全靠企业家赞助。他经历不凡，博闻强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馆难的那些日子里，他操劳忙碌，组织活动。在为烈士送别的仪式上，他噙着眼泪亲自为烈士拍下最后的遗容，而平时，这些活都由他的学生去做。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汇集成册送给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住宅遭到间接轰炸，玻璃被震碎，他和夫人幸好没有受伤。为了修理房子，他也不得不临时搬家。

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拉多舍维奇先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一位活动家。我们每次聚首，都长谈不倦。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还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成了欧洲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父亲走上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他和母亲在贝尔格莱德艰难度日。有一次，德国法西斯轰炸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领着他躲进防空洞。防空洞又热又闷，他跑出来玩耍。这时，德国飞机投弹炸塌了防空洞，他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得以幸免。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地下室相对安全。我不能说地下室不安全，在间接轰炸的情况下，地下室是安全的。但我没有强调一定要到地下室躲避，也没有强调大家一定要到地下室睡觉。我自己照常在办公室办公，在大使官邸二层睡觉。我后来思前想后，这是否是受了拉多舍维奇先生故事的影响。而我的行动对大家也产生了影响，大家晚上照旧在自己的宿舍里休息。否则，大家都躲到地下室去，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牺牲的可能不止三人，而会成倍地增长。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2）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围墙和一些营房，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他怕被德军发现重新抓回，于是昼伏夜出，拼命向南逃跑。当时苏联红军和盟军正在向柏林推进，德国军队自顾不暇，没有大规模派出部队搜捕“逃犯”，这使他得以逃出德国。饥饿、疲劳使他无法再往前走了，一天黄昏，他敲响了一家住户的门。这家的主妇开门，看见他一身囚装，知道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让他进屋，给他饭吃，还找出衣服帮助他换下囚装。这位妇女的丈夫也被抓去充军，她对拉多舍维奇的遭遇深表同情，准备留他过夜。他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想到这里仍是德占区，不能停留，就告别了这位妇女，从后门走出，躲进附近小山丘的树林中。这时，他在山丘上看到，一队德国士兵闯进了这家住户，进行搜查。好险哪，如果他再稍事逗留，或者留下过夜，又会被德国兵抓获。在德寇各条战线吃紧的时候，德军抓到集中营逃犯，往往不是再送回集中营，而是就地枪决。这样，拉多舍维奇又躲过了一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绘声绘色，增添了不少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拉多舍维奇先生访问过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使之倾倒。他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有三个：毛泽东、周恩来、孔夫子。每当我和他在会客室见面，我们俩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陈设在这里的30厘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提起这尊铜像，也有一段故事。这尊铜像是拉多舍维奇先生于1996年我国国庆节时赠送给使馆的。当时，他对我的前任——朱安康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的共同节日，我把30厘米高的孔夫子塑像送给中国朋友，不过，将来一定会有一尊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耸立在贝尔格莱德街头。”

南中友协的朋友对我说，孔夫子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为筹建这位伟人的塑像，拉多舍维奇费尽了心血。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自到中国搜集孔夫子资料。为了寻找孔夫子塑像原型，拉多舍维奇先生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终于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一尊孔夫子彩色瓷雕。老人舍不得把瓷雕放在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怀中，像照看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将它带回贝尔格莱德。随后，拉多舍维奇先生自己出资，聘请著名雕塑家造出塑像模型，为以后建造孔夫子大型铜像做准备。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后，拉多舍维奇先生找我谈孔子塑像问题。他的设想是，孔子铜像高达三米，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是在黄河岸边耕作的农夫以及抚筝吟唱的古代仕女的浮雕。安放塑像的广场将命名为“友谊广场”。他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南斯拉夫竖立最高的孔夫子像，这是一个创举。竖立孔夫子像，便于南斯拉夫人民了解孔夫子，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益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赞赏和支持。我问他，建这样的铜像和广场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大约六十万美元。我提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现在这个时机建孔夫子铜像是否适宜？当时，北约轰炸停止不久，南斯拉夫百废待兴。美国和西方继续制裁南联盟，致使民生凋敝，资金匮乏，南塞政府为恢复道路、桥梁、输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建炸毁的民房，不得不挪用民间资金。南斯拉夫的一些公司都生意清淡，拿不出钱来，而华人在这里的公司都是小本经营，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几乎没有，所以筹集这笔资金相当困难。当此国计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斥巨资修孔夫子像是否还会有负面效应？我提出这些问题后，主席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竖立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暂时搁置，有待来日。

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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