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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抵沪不到一个月，鲁迅便召见了“二萧”，此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拢。这种靠拢，有感激，也有感动，虽然鲁迅先生对于年轻人，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热心和帮助，可这在从小便受尽白眼的萧红来说，却无异于上天难得的恩赐。这时的鲁迅，就仿佛是一座光明的岛屿，给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有他在，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吧，这种似阳光普照般的慈爱，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萧红从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首次登门造访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并深聊入夜，电车停开她还未离去，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且嘱咐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则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亲所做的请安了。

上世纪三十年年代，鲁迅的生命色调，是明亮伴随黯然，像是大雨将至前的乌云镶着金边。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虽然上海十年，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并且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可在精神上，他确是孤独的。这是一个前驱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已经不是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所能全然抚平……当年那个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许广平，为了照顾伟大导师，整日麻缠在日常生活的重担里，艰难现实，已经不允许她像一个棵橡树般，傲然矗立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她更像一个园丁，一方加油站，支持鲁迅不断走下去。可愈往前走，先师鲁迅的心愈是沉郁。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红亮的色彩。鲁萧之间的交流，是两个写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鲁迅在萧红面前，从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种柔软的慈祥。很难想象鲁迅和萧红谈话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话对一口东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种奇境，鲁迅在萧红面前，应该很放松，他甚至热心地指点萧红的穿着，告诉她红衣服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为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导师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而且她仿佛还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一个活泼小女孩的角色，这种角色，仿佛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她不拘束，她仿佛是有着自由出入大陆新村九号特权的。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异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的末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鲁迅对萧红的感情，近似于父女，但萧红出色的文学才华，又让鲁迅对她另眼相看，进而生出一种对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时期的“二萧”，矛盾逐渐加深，　萧红与鲁迅一家的亲近，多多少少，也因为情感上的苦闷所促成，人海茫茫，漂泊沪上，除了鲁迅先生家，她还能去哪呢？在萧红友人梅志女士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许先生对萧红经常造访鲁家的态度：1936年夏，因翻译上的事，加上冯雪峰从陕北回来了，胡风就常去鲁迅家，有时梅志一起去。“胡风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低声对梅志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有一次，许广平在楼梯口迎着梅志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在鲁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早上，萧红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阳光吸引过去，气喘着爬上楼，连茶也不喝，见到她，鲁迅说：“来啦！”，她忙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

的确，在犹如孤岛的上海，在静谧柔和的鲁迅家里，萧红经历了生命中少见的日丽风和人情温暖的岁月，那是她短暂的避难所。可没想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竟离开了这世界，而萧红在这时，却远居日本，开始了人生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这个东北女孩的天边，渐渐地，又涌起了层层云翳。

吕碧城：成全之美及其遗憾（1）

有道是繁花似锦转头空，时光之河，往往在轻淹易没间，便能将繁华往事抹平，短短六十余载，很多人已经不复能记起吕碧城是何许人也。

流行文化的大潮中，吕碧城似乎不像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才女们具有如此鲜明的符号意义（但吕碧城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才女），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面纱，看见薄幕后头那张独特精致的脸孔……闪光的岁月尘屑，满布芳容，眼光起落之间，我们不能不为吕碧城精彩人生惊叹：在中国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里，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竟领衔主演了一出“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超绝景观。

晚清末年，女学初兴，先锋女性扎在男人堆里，格外扎眼。在这批女性里，如果说秋瑾，是把民族主义的信念贯彻到底的典型，那么吕碧城，则是把个人主义的性格魅力，张扬到极致的魁首。

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家学渊源。自小，吕碧城就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这使吕碧城自感遭遇“奇耻大辱”）。家庭破落，她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母亲的授意下，吕碧城又从外公家，投奔到在塘沽做官的舅父家，过了七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急速转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性格的养成，有着不小的作用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非正常的家庭生活，让吕碧城的性格如万花筒般绚丽。

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逃登火车”之时，易卜生的“娜拉”还未传至中国，中国的青年女性群体中，也尚未形成“出走”热潮。可即便如此，吕碧城负气式的逃离家庭的轻倩背影，还是无形中暗合了清末精英男性理想中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看似无望的出走，却无形中打开了吕碧城的天地，那曙光微曦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了生之骄阳。

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的人生路，就此宽阔起来。

人生境遇环环相扣，所谓贵人，就是在你最迷惘时，带给你机遇的人，和报人英敛之一场相遇，让吕碧城的文采有了发挥的平台，她在当时中国最新兴的媒体……报纸上，凸显了自我的存在。

吕碧城，作为一个从老旧乡村走出来的才女，有了进入以前只有男人才能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的机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格外引人注目。

吕碧城连续发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虽然其中不乏恶意*之辈，但真心赞美者，应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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