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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定制了一套游击战方略，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这套东西也并非朱德的发明，而是他总结的当年在滇军剿匪时土匪的战法，用到现在的红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井冈山上就传开了，说咱们这来了个会打仗的。

在朱德主抓军事的同时，毛泽东的政治驾驭能力也得到了发挥，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他认为之前的四次起义，风风火火而起却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地处交通要道，根本无法抵御敌人的强势进攻，并且认为上上下下“左”的厉害，急功冒进，苏联先占领中心城市的做法在中国根本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农村包围城市”。接着落实三湾改编的条款，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宣传自己，告诉广大穷苦百姓，红军是实打实为你们打仗的。

“南昌”、“秋收”、“广州”、“湘南”，不到半年时间里，*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我认为这其*产国际和*自己的“左”倾是很明显的，把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本身就是推卸责任，接着把推卸责任的托词当真，以“左”为荣，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太着急了，以至于起义之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都没想好，其次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广大百姓就会风起而随，三是各级党委的教条主义，盲目坚持所谓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徒增损失。其结果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脑的扔了出去，本来“分共”，“清共”后，*还只是国民党的不同政见者，国民党左派们对*的遭遇还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么一搞，直接就统一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从此在*嘴里，国民党不再分什么左右派了，统称为反动派，在国民党嘴里，共产党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的临阵“变节”，引兵逃跑，也许这么多人生命换回的就是听个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那时没有网络、短信、电视，就凭为数不多的*党员走家串户的宣传，竟然有那么老百姓参与进来，这发动群众怎么会这么容易啊？从清末的不断对外赔款，到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横征暴敛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有太多赤贫者，加上法制混乱，有钱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事时常发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绪高涨，*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估计是听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大家还是赞成的。“四一二”之前，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在武汉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这么干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钱，大家当然高兴了。可这没高兴几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钱都要还回去了，这哪行啊，于是农民们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只不过这时候的农军是因利而动，而并非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当发现维护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自然会有很多人马上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回家拿起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动很容易，坚持却很难的原因。

再说国民政府这边，汪精卫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这时“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下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纵与妥协，何至于广州遭此涂炭啊，更有甚者说汪精卫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通劈头盖脸，弄的汪精卫百口莫辩，后来虽然查清“广州起义”和汪精卫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地方是你管辖的，出了这么大事，你总得负责吧，于是汪精卫老老实实的发表了隐退政界的声明，带着陈璧君去了法国。

汪精卫走了，那个制约汪精卫的特委会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南京复职，2月2日，久拖不决的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开了，会上决议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持续了半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国民政府主席让谭廷楷当了，蒋介石还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弄四个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咱们相互监督，做*政治。

4月，统一全党的蒋介石宣布重新北伐，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协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8日攻陷北京，张作霖逃往东北。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灵位，告诉他，你的愿望实现了，北伐成功了。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突遭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作霖到底被谁杀的我是弄不清的，也不打算去弄清了，因为和之后的故事联系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张作霖在东北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他尽了全力在保卫中国利益就行了，虽然这有很大程度是在保卫家天下。

从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袁世凯奠定北洋陆军，从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到1928年张作霖遇刺，北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北洋的痕迹。

段祺瑞：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5月21日，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游说，立场异常坚定，坚辞不就伪职，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哄出家门，还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吴佩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终年65岁。

逝去的北洋，渐行渐远，留下的是长长的背影……

张作霖死后，奉军秘不发丧，直到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于次日任奉天军务督办后，方才在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开始发丧。之后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张学良也就有了“东北少帅”之名。

突然的变故，把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的推向了前台，也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人；本性最适合做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仇家恨。”【注39】，之前做事有父亲把关，大家也都看着张大帅的面子不为难他，而现在不同了，没有依靠，全凭自己，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真的能撑起这片天空吗？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早在“二十一条”的时候，日本人用两国协议的方式，获得了在东北（满洲）的诸多特权，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东北任意出入、居住、经商、办企业，这么说吧，日本人到中国东北和去日本北海道没区别，不光这样，在东北还驻扎着一支日本部队，强悍的日本关东军。当时张学良有个顾问，叫土肥原，他们是作为日本的派驻人员，在张身边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日本政府的代笔，他跟张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日本政府支持你，张学良大怒，找到日本驻奉天的特务长官，叫秦真次，说你把土肥原给我换了，我不要这个顾问了。秦真次说，用谁当顾问是我们政府决定的，你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把个年轻气盛的少帅气的要死，行，我不是无权换顾问吗？好，我不见你土肥原，多会儿你来，我都不见，见了面我也不跟你说话，我看你怎么顾怎么问。这小孩子意气用事的方法倒很有效，日本人还真拿张学良没办法，只得换顾问，可没多久秦真次被调走，土肥原接任，这小子还升官了，成为了日本驻华的特务头子。

日本政府派出特使林权助游说张学良，此人是日本太子的老师，极善言辞，他给张学良分析形势，奉军新败，张学良必须做出选择，如果继续和国民政府对抗，那么就得求助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而关东军也非常愿意给予张学良帮助。张学良虽然年轻，但心里很清楚，日本人是要并吞中国东北的。所以他答道“你老先生替我想的很周全，我没想到的你都想到了，但有一点你没有为我想”，老头问，“哪件事？”，张学良答：“你忘了我是中国人”。于是张学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以对抗日本人，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日本人的傀儡，这就是“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遵守三*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再次实现国家统一。

这杨宇霆是张作霖的把兄弟，此人16岁中秀才，后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任奉军总参谋长，是张作霖手下第一大将，有“小诸葛”之称。张学良上台后，他以长辈自居，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认为这是杨宇霆想操纵他，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杨宇霆坚决反对。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宣布其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罪名，然后由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老虎厅。

90高龄的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说“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都想操纵我，杨宇霆也想操纵我，我这人不受别人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他（蒋介石）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第二十九章　　腥风血雨中的**特科

第二十九章　　腥风血雨中的*特科

“东北易帜”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蒋介石的中央军五股国民革命军武装，还有一只就是在湘鄂赣边界地带武装割据的*红军，共六股军事力量，*会师时手头只有万余人，三千条枪，按理说那五股国民革命军中的任何一股只要发力，都可以轻松剿灭*，况且*会师只一个多月后北伐就结束了，天下基本大定，可事实是，*并未遇到强力清剿，并且将势力扩展到了整个湘鄂赣边界地带，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掉以轻心，觉的粉碎了*四次大起义后，*已被彻底打垮，因此对于一帮占山为王的农民不以为意。二是确实没腾出空来，光顾着自己和自己打着玩了，刚完成“东北易帜”，蒋桂就开战了，蒋桂打完，蒋冯又开战了，蒋冯打完没多久，蒋冯阎又打起了中原大战，等蒋介石将张学良收编，将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全部打败，时间就已经到了1930年的11月，从毛泽东率部上山到现在已经整三年了，从*会师实施武装割据也两年半了。

这三年里，毛泽东他们做了什么呢？

首先是分田地，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1湖南省委代表在1928年6月25日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井冈山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拥有大批赤贫的群众，这把土地给大家平均一分配，少数地主吃了亏，绝大多数农民是沾了便宜的，于是奔走相告，苏维埃这个玩意儿太好了。当然，国民党虽然大部队顾不上清剿你，小部队来，也够红军吃一壶的，经常是农民分了田耕种，等到收获的季节，地主们又打回来了，于是“农民分地，地主割谷”，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不算什么，但农民分了地却收不到粮，才是大的失败啊，这以后谁还信你的啊。

所以就要积极扩军，用军队来保证胜利果实，　1928年初贺龙由上海回到湘鄂西，3月，与周逸群等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后来贺龙周逸群被打散失去了联系，贺龙就带着几百人继续经过艰苦创业，6月人数就激增到1500人，于是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里有两个疑问，1500人就能叫“军”吗？怎么又出了个红四军啊？哎，特殊时期行特殊之事，人家贺龙本来就是军长，就是率领十个人也得叫贺军长，红四军的问题嘛，估计贺龙不知道*抢先注册了，就这点人到1930年已经发展到3万人，开辟了好大一块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平江暴动，创建红五军，转战数月后，12月，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总之，趁着国民革命军内讧之际，红军发展及其迅猛，当然，由于各自为战，所以红军的番号也比较乱，大家的番号都随便定，不光出现了两个红四军，加上改编整编的，出现了红三军，红八军，红九军甚至红十二军，哈哈，实际哪有12个军啊，编制也乱，有的军下辖有师，有的直接就是团，倒也好，很能虚张声势。

后来这些军又经过了整编，演变成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中红一又称作中央红军，因为红军番号在这一阶段变化又快又乱，要想将他捋清会极其乏味，也没什么用，所以咱们就一笔略过，以后讲哪算哪。

等蒋介石把其他地方摆平了，回头一看，我靠，要成精不成，我现在天下大定，兵锋所指，无不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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