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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在这座山的山顶上过夜的时候,遇到了另一番景象: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给冲洗的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的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在《蒿儿梁》①里,他也写到了自己身历过的大山,那是有名的五台山。“五台山有五个台顶,北边的就叫北台”;当时,他住在北台脚下的成果庵里。这里是繁峙、五台交界的地方,他眼前这座有名的高山,长年积雪不化,6月天走过山顶,倘遇风雹,那也会冻死。
现在,他们正向台顶进发,半山腰上的杉树林里,已经积着很厚的雪,“向阳的一面,挂满长长的冰柱。不管雪和冰柱,都掩不住那正在青春的、翠绿的杉树林。这无边的杉树,同年同月从这山坡长出,受着同等的滋润和营养,它们都是一般茂盛,一般粗细,一般在这刺骨的寒风里,茁壮生长。树林里没有道路,人走过了,留下的脚印,不久就又被雪掩盖。”后来,他们终于踏着半人深的积雪,登上了北台顶,这里,日本人是再也无法上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向导和群众的掩护):站在这山顶上,会忘记了是站在山上,它是这样平敞和看不见边际,只是觉得天和地离的很近,人感受到压迫。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没有声音,卷起一团团的雪柱。
走在那平平的山顶上,有一片片薄薄的雪。太阳照在山顶上,像是月亮的光,没有一点暖意。山顶上,常常看见有一种叫雪风吹干了的黄白色的菊花形的小花,香气很是浓烈……薄薄的雪上,也有粗大的野兽走过的脚印。深夜在这山顶上行走,黄昏和黎明,向着山下号叫,这只配是老虎、豹。
在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像蒿儿梁那样小小的村庄,像一片片的落叶,粘在各个山的向阳处……
远处,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腾起一层红色的尘雾。那里有杨纯的家。他好像看见了那临河的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该不是滹沱河南岸的东辽城?但在《山地回忆》①里,那蓝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以上,我们略略对孙犁的有关作品做了一个巡礼。这只是他的有关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他在晋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是结合得那样紧密。不能怀疑这些作品在叙述方面的真实性,例如关于《蒿儿梁》这篇小说,前几年山西省繁峙县县志编委会还给孙犁来信,说小说所据的模特儿,至今还对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保持着亲切的回忆。显然,这个县志编委会在认真考虑,把这篇小说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历史的范畴了。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这些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①据他说,他写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鲁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此外,还带过《毁灭》、《楚辞》、《孟子》)。“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①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阜平,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他特别爱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风格)和爱伦堡的通讯。
这样,在晋察冀的山路上,随着他行进的足迹,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这些花一路绽开来,点缀得这条不寻常的山路更富丽、更鲜亮了。
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①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②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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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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