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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1页）

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控制了该党。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的正式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蒋介石，但真正的领导人则是布吕歇尔。也许该注意到，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最后，孙中山将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不过，一党统治下的一段时期的监护被认为是必要的。民生主义旨在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实现国家对工业的管理或控制来为人民谋求经济上的改善。

1925年，正当孙中山为实现他的抱负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时，他却去世了。他虽未能活着看到军阀被挫败和国家的统一，但今天，大陆的共产党人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都公认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孙中山的去世使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1926年5月，他担任了“北伐”的总指挥，“北伐”是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从而统一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以破竹之势前进，于10月到达长江。这时，首都迁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汉口。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置身于汉口的左翼分子和蒋将军领导下的右翼分子之间日益增大的分裂。蒋介石赞成民族主义而不赞成社会革命。他因一直行进在他的各师前面的左派宣传团的活动而变得惊慌起来。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尽管蒋介石曾与他的俄国顾问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产主义的，他决心阻止左派对国民党的控制。

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疑，右派和左派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必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时，这一较量终于到来。正如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鲍罗廷返回俄国，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首脑。1928年6月，他的军队占领北京，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完成了国家的正式统一。这一新的中国的首都迁到了南京。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这些说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随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和在将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的保证的吸引下，加入了共产党的阵线。众所周知，共产党最初曾与孙中山合作，后来，于1927年同蒋介石决裂。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

蒋介石在卷入同共产党的这一内战的同时，还遭到了来自国外的日本人的进攻。我们以后将看到（见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一侵略从1931年占领满洲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人控制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时。共产党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终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让毛泽东在其新首都北京统治大陆。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时，欧洲本身正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一方面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　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干涉之后正胜利地兴起。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西欧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骚扰，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定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迪诺公约》、《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和苏联作出的进行五年计划而不进行世界革命的保证而得到解决。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着起来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反革命和外来干涉的起因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　3月　　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希望他们终于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各种成员也同样热中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占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一如布尔作维克争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恼火的运动。在欧洲和殖民地地区，布尔什维克号召“劳苦大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西方许多领导人作出的反应自然是企图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煽动者点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导火线之前把他们消灭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们，以便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协约国以往大量贮存在俄国的军用物资的处理问题，这些军用物资有16万多吨贮存在摩尔曼斯克，80万吨贮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情愿或不情愿地让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协约国干涉的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动机：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国债务的做法自然使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势来促成干涉。内战过程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一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外，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西方的战争便结束了，于是提出了协约国的干涉是否应进一步进行的问题。原先有关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和阻止德国人夺得军用物资的争论这时已毫无意义。

在巴黎的会议上，协约国领导人讨论了是否继续进行干涉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都赞成立即停战。但是，乔治·克列孟梭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其发源地。为了在国内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不得不离开会议，因此，他们都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留下的代表、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陆军大臣温斯特·丘吉尔都持有与克列孟横较接近的观点。因而，达成了继续进行干涉的决议；这一重大决择将意味着三年多的战争和战后数年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遗产。

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俄国军队已四分五裂，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代替。国防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对手是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海军将军、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邓尼金将军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将军。从他们发动的战役中可看出一种共同的格局。他们首先从基地发动突然进攻；轻易地取得最初的胜利，进入距全面胜利不远的阶段，然后，他们被阻挡住了，渐渐被击退，最后被击溃和“肃清”，“肃清”是布尔什维克最喜欢用的一个字眼。1919年3月，高尔察克攻占了乌拉尔山脉西面的乌法城；8月，邓尼金已向北推进到基辅；到10月时，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区。这时，列宁的政权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区，这一地区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然而，到1919年年底时，形势已转变：邓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里米亚，尤登尼奇被迫撤退到波罗的海地区，高尔察克不仅被迫退到乌拉尔山脉另一边，而且被捕获和处决。

1920年初，这场严峻的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于波兰人的出现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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