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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学”（political　science）。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课后，我就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便开始和家人商量转系的事情。

我入学时，学校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我们在那里学习微积分特别理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当我与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交手

时，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落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因此数学系的“备选”，在当时看来，也必须放弃了。失去了政治科学、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通往何方？好在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选择，那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计算机专业。

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当时机器的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我心里一惊，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计算机也就一直在打印结果。当时一箱打印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元，就这样被我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

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也可以使用计算机了，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编程课，当时，计算机软件的概念刚刚开始兴起，正从过去科学编程所用的FORTRAN　走人结构化编程的Pascal和c。我对这样充满魔力的语言无比好奇。

几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相当有天赋，而且远远超过我的数学天赋。我和同学们一起做编程，他们还在画　flowchart（流程图），我就

已经完成了我所有的题目。考试的时候，我比别人交卷的时间几乎早了一半，我发现自己不用特别准备，就可以得高分，同学们说我是“计算机天才”。通过学习计算机，我还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而我知道，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我一生的意义所在。

当时，IBM　PC还没有推出，我们的功课都是在两台大型机上执行的。一台是上百万美元的　IBM　S

／360，它的速度是l6MHz！不到如今一台普通PC（至少2000MHz）的1％（虽然它的价钱贵了l　000倍）。更让人不能相信的是，使用这台　IBM，我们要把程序打在一叠卡片上面，每张卡片是一条程序的指令，每一个指令都要用穿孔机（card　punch）刻出孔来表示，然后，我们把一叠卡片放入读卡机，几分钟后，IBM　处理完毕，把结果打印出来。十次有九次打出来的是“程序错误”、“编译失败”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有自己一行一行地去找错在哪里。没有屏幕，没有互动，用卡片输入，在纸上输出。白天，这台机器主要是学校用来排课，到了晚上才轮到学生用。往往到了半夜，还有很多红着眼睛的学生在那里，翻着一张张卡片来找自己的程序为何出错。

另外一台大电脑是　DEC　VAX　ll　／780。这台号称“迷你电脑”的中型机也是个庞然大物，价值数十万美元。但是，学生们都疯狂地喜欢这台电脑，因为这台机器不用打卡，而用上了分时（time—sharing）的技术，可以让几十个人实时地分享这台电脑。每一个学生能够很容易地用一台终端，接到机器上，感觉就像整台DEC　只属于自己，但是其实每一秒钟都被分割成很多份，用户轮流使用。就是在这台DEC　机器上，我学会了编程，发掘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和兴趣。

我每天都盼望着晚上去电脑室，每晚都过得特别快乐，往往一不注意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自然要逃课了。我深深地体会了那句话：“You　are　goodat　what　you10ve：you　love　what　you　are　goodat．（兴趣就是天赋，天赋就是兴趣。）”

著名记者怀特·霍布斯说，“成功就是当你醒来，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年龄多大，你很快从床上弹起，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去做你爱做的、你深信的、你有才华做的工作。这工作比你个人伟大、神圣。你迫不及待地要起床，跳进它的怀里。”当时，我在计算机方面的表现和天赋给了我强烈的自信，也给了我对这个专业的向往和热情。而这份热情更激发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让我自发地读书。我分明感觉到一种向前的动力在指引着我。于是，“放弃政治科学”的火种，也在心里越烧越旺。

大一第一学期期末，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的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酷了。那时候，我的ID　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ID　都是“院系名＋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cs．kaifulee”，学政治的就是“ps．kaifulee”，而我的是“CH．kaifulee”，CU　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记得在计算机中心打工时，有一个钻石工厂的总裁满脸愁容地跑来，他说他们有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电子秤，每次都是工人将钻石称重以后，输入电脑里。可是工人有可能在输入的过程中，修

改钻石的重量，然后以小换大，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他希望有一个电脑软件来记录流水线上钻石的重量，也就是钻石称重以后数据直接记录在电脑里，然后流水线上方安装一个摄像头进行监视。总裁先生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够帮他设计一个相应的软件，所以找到了我。我觉得这个程序编起来不难，就一口答应下来。当时我用一颗颗石子作试验，很快就把这个程序编了出来。这件事情，也在哥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哥大法律系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三，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见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

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正式决定改变专业。我的导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以后，发现我是慎重考虑过后作出的决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还帮我办理了转系手续。现在，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随后，我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也证明了，一个人的兴趣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学习热情，找出我那时的成绩单，你能鲜明地感受到分水岭一般的变化。

之前在“政治科学”专业，我的成绩单上不是B　就是c，到了“计算机”专业，我如鱼得水，每天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兹维·郭历理（Zvi　Galil）教授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的课，被公认为是计算机专业里最难通过的一门课。虽然教授是个以色列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的英语很难懂，因此，同学们上这门课都很挠头。这样一门课，我居然考了l00　分，也就是A＋的分数，创造了该系的一个纪录。郭历理教授找到我说，“这门课程从来没有人得到过100　分，你居然就得到了。”他多年以后见到我，竟然还记得我就是他的课上唯一得满分的那个学生。

大三大四，我就开始和研究生一起选修硕士和博士的课程，接手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些项目就是一个个的课题，在这些领域中，我尝试着攻克一些难关。

在“自然语言处理”课上，我提出：“能否挑战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能否用计算机写一个程序，表现和人一模一样，让人都无法分出真伪。我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做一个即时通讯的系统，通话的另一端不是人，而是软件。我当时和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华人同学胡林肯（Lincoln　Hu）一起，做了一个模仿老师的软件，可以回答任何和“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程序并没有　100％模仿成功，但是其表现超过了老师的期望。老师非常喜欢我们的创意和成果，给了我们最高的A＋分数。

在约翰·坎德（John　Kender）教授的计算机视觉课程上，我和胡林肯做了一个运动光显示（movinglight　display）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人的四肢上绑上灯光，然后在人自然行动时捕捉灯光的移动，再从中推算人的四肢物理移动公式，探索如何模拟人的四肢行动，做出人类走路和其他行动的仿真合成。这个问题有许多数学方面的难度，我们找到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是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博士写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成绩发下来，我依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最好成绩A＋”。

约翰·坎德教授很惊讶，他对我说：“开复，真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你应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直接交流交流。”“什么，约翰，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啊！”我很惊讶地说。“怕什么，这对你们的研究大有好处啊！”坎德教授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坎德教授其实是在为我申请卡内基·梅隆大学铺路。后来，我真的给里克·雷斯特打了电话，交流了我们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些看法。就是这个电话，让我后来的人生又有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我毕业的时候，坎德教授推荐我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念计算机博士，而雷斯特教授一直记得我的论文，所以，他就帮我作了一个建议录取的推荐。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和雷斯特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跑去微软工作，我当时去了苹果，我想去找他合作，被他婉拒了。后来，又是他把我挖到微软，成了我的老板，而我从微软离职的时候，又是他警告我，“小心，鲍尔默真的会告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我合作的胡林肯，他也是从台湾来的小留学生。这两个项目的成功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方面。胡林肯后来成为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s＆Magic）的首席技术官，他在《深渊》、《终结者》等著名影片中负责用计算机图形来模拟特殊效果，两度得到奥斯卡科学技术金像奖。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GPA（grade　point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3．5，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下滑到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我此后三年的GPA　达到了4．1（2个A　一，l4　个A，10　个A＋），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GPA，使之达到了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政治科学系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和我分享旧照片的时候，我猛然发现，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在我们的班级合影里。我惊讶地问他：“难道奥巴马曾经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对方说：“是啊，你难道忘记了，班里有个喜欢戴帽子的黑人同学？”我恍然大悟，原来坐在教室右后方的角落里，总是戴着一个大帽子睡觉的那位，就是如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啊！而当时的我，总是坐在教室的左后方睡觉。后来我见到一位从事律师行业的老同学，他笑着对我说：“转系亏了吧，不然说不定你现在也是教育部长呢？”我哈哈大笑说：“你没转系，现在也不是司法部长啊。可惜的是，我都没怎么和奥巴马说过话呢。”玩游戏，打桥牌

大一的时候，我迷上了设在校园中心的电子游戏机。我像很多孩子一样，从刚开始试试玩，到后来就走火人魔了。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的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　Invaders（外空侵略者），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游戏者只要把它们一一击中就能得分。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即便这样，校园里依然有无数　Fans（粉丝），排着队玩。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到了后来，我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9　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清零。而且，每个妖怪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　999分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　9　999，机器就会自动清零，因而就无法记录下你的分数了。为了保持我的纪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

边计算自己的分数，玩到9　999　分，我就自杀，这样，机器就正好将纪录保持在9　999　分。而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到后来，我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我每天的战绩几乎都是　9　999。我每次都把自己名字的缩写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看到这个纪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而当我一出现，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　来了！”

大一下学期，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挑战性。于是，我重操旧业，疯狂地玩起了桥牌。

在美国，桥牌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有着社会公认的繁琐的“升级”制度。一个人只有不断累积分数，达到300　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桥牌“终身大师”的荣誉。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国桥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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