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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院关于“州权”的争论，他们问：市场、大风和洪水是否会尊重各州的边界线呢。在两位社会学家采样的96个农业社群当中，司法废除仅仅在其中的一个社群被“平静地”对待。为了回应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国会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案”，取消了农产品加工税（最高法院反对这一做法），把工作重点从减少农作物产量转移到了土壤保持上来。农民如今因为减少种植消耗土壤的作物（像棉花、玉米、小麦、水稻和烟草）而获得补偿，改为种植豆类、草和绿肥作物。政府还希望他们遵循科学的修造梯田、耕作和施肥的方法。

新的计划仅仅是个立法上的权宜之计，当1937年带来了更大的丰收并导致价格回落时，它的解决过剩问题的间接途径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大多数农场经营者都指望总统能智胜司法部门。1937年初秋，紧接着他的“塞满最高法院”的计划失败之后，罗斯福做了一次宣传政见的巡回旅行，对玉米地带和远西地区的听众谈论减少农作物产量的利益，水利灌溉，土壤保持，以及水力发电的价格。在戴着宽边帽和太阳帽、身穿节日盛装和牛仔裤的人群当中，一位观察者听到人们把罗斯福称做“咱们的总统”、“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一位保守派报纸编辑愤愤不平地嘟囔道：“‘咱们的总统’这玩意儿在政治上倒是个新东西。有些农民和我认识的其他人想必认为罗斯福只属于他们——没准他们是对的。”　至于好处和选票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处的情形跟失业者那里并无不同。你能把关注农民与关注选票区别开来么？农业经济学家约瑟夫？S。　戴维斯提出了这种怀疑观点，他写道：　尽管政府的动机是纯洁的，但还是涉及到一种微妙形式的腐败；因为，当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治措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社会给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所设定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他们手里的选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响。

1938年2月，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终于从立法机关的帽子里拽出了那只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农业调整法回到了调控产量的老问题上，同时继续保持给信徒的补偿。国家对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稻谷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分配，设定在足够供国内使用、出口和储备的水平上。对这种分配的遵守是自愿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励，因为那些超出个人配额种植庄稼的人没有资格领取“平价补偿”，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员所享受的优惠利率得到商品贷款（以政府储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为了抑制市场上这五种农产品的过剩，在价格上升至（或高于）“平价”——换言之，就是这几种农产品在1909～1914年常规时期的购买力——之前，销售配额在所涉及生产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准之后，被强加给所有农户，违者将受到处罚。同样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导致的剩余将不会被鲁莽地堆到市场上，也不会被销毁或过于浪费地用于救济，而是储藏起来，以应对短缺的日子。就这样实现了华莱士部长梦寐以求的“常平仓”，它是一个稳定供需平衡、把丰岁歉年等同起来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约有600万农民与这一计划合作。打那以后，为了满足一个被战争蹂躏的世界的需求，这些储备显得越来越重要。

AAA对普通农户的经济和习惯的最终影响很难评估。作为一项紧急措施，最初的计划是要提升价格、减少卡脖子竞争。棉花种植者的收入显示了惊人的改进，在这一计划实施的头三年，棉农的总收入是7。8亿美元（包括4。52亿美元的利润补偿），而烟草种植者的收入在两个种植季里翻了一倍多。美国农民1933年的现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接下来的两年分别出现了15％和16％的连续增长。当然，在该项收入中，AAA的补偿始终占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补偿款来自于价格更高时向消费者征收的税——在某种程度上，更高的物价抵消了城市工人从工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包括政府的补偿在内，1939年的全国农业收入据报告是85亿美元，将近1932年的两倍，尽管只有1919年的一半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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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变革中的城乡（9）

这次繁荣，其分布未必均匀。魔圈之外的生产者，尤其是家禽饲养者和商品蔬菜种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把自己给忘了。更为严重的是，特别是在棉花王国，AAA的慷慨馈赠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独立农户的腰包，而佃农（他们要么是太无知，要么是太胆小，不敢抱怨）则发现自己比从前更穷了。新政为土地所有者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风险，却没有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他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性波动的冲击转嫁到佃农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总的现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一个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来自政府补贴。至少，AAA的原则——或者说实际做法——似乎是：让有者愈有。实际上，对佃户来说，唯一的风险担保就是救济。“政府不让我们种，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并不少见：“1934年，我有4个佃户，我啥事也不干。我用政府给我的钱买来拖拉机，并摆脱掉我的佃户。”　“被拖拉机挤出土地”的家庭困境跟AAA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且肯定是它最初的鼓吹者们不曾预料到的。然而逻辑很简单。在从农业的长期衰退中开始恢复之后，土地所有者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头脑里也有了关于处事方法的新的心理，有了限制作物种植以增加利润的观念，以及华盛顿所鼓励的经济计划和深谋远虑的观念。盲打误撞的时代结束了，革新广为流行。在大萧条的冷休克之后，紧接着是被农民的算计所加速的对新政的热关注。

农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要克服机械化的落后。1930～1940年之间，尽管农民拥有小汽车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卡车却增长了16％，拖拉机增长了70％，直至差不多有200万台拖拉机，在承担着农业的重活，改变着生产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潜在的威胁比实际的威胁更大，机械摘花机的震动，沿着一行行棉花发出的短促的嗡嗡声，已经开始动摇南方农村经济的整个基础——这一经济领域原本就已经在担心巴西廉价棉花的威胁，这些棉花正涌向世界市场，以填补AAA法案的限产所创造的真空。与此同时，出租棉地的地区——像中部的“黑草原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被转变为牧场，为牛肉和乳品加工业让路，利用电气时代的所有资源从事生产和加工。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就像老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一样——很多佃户被剥夺了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棉地而获得额外繁荣的可能。

在中西部，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摘玉米的机器——尤其是在1928～1933年间开始使用的那种两排型的——已经取代了爱荷华州从前在收获季节雇佣的流动劳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玉米种植大县，60％的玉米就是用机器摘下来的。在小麦地带，联合收割机同样被广泛使用，1935年的“婴儿”型和1939年的“侏儒”型都是为迎合小农户而量身定做的。由于这些机器几乎被普遍采用，在麦地里干活的季节性劳工到1939年几乎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每提供100个农场劳工的岗位，就有236个失业的农业劳力可以雇佣。

很多土地耕作者开始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1937年被国家资源委员会所宣布）：收入往往随着机械化的程度而改变。因此，在阿拉巴马州，农场经营者的人均可使用机器是1。5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142美元，其毛收入在全国是最低的：每年492美元；而在蒙大拿州，人均可使用机器是22。5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953美元，其毛收入是1；798美元。很自然，这种示范对普通农民来说，比其背后的技术失业的幽灵更有说服力。

农业现代化主要是通过1935年5月成立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来加速。分销商拒绝架设通到农村的网线，这使得大约90％的农场经营者没法用上中央电站的电力。REA提供了低息贷款给各州、市及合作社，连同WPA提供的劳动力，为的是把电力电缆扩展到乡村家庭——用于照明、冷藏、挤奶和脱脂、加热孵卵器、搅拌饲料和抽水。到1938年秋天，共启动了300多项这样融资的项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通过合作社来运作的。这样一些活动，尽管被大多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憎恨，但还是迫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REA的加速，接通中心发电厂的农村家庭，从1925年的225；000户——不到总数的4％——增长到了1940年的1；700；000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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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变革中的城乡（10）

这些发展凸显了三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大悖论——即，在效率得到稳步促进的同时，它也伴随着失业和生产过剩，后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对外贸易、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存在的不足。作为一个次要的悖论，在匮乏、贫穷、落后地区的社群中，AAA所资助的往往是效率低的耕作，但在拥有更大资产和进步本能的地区，它鼓励市场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深南地区，很多小规模的、不景气的棉花种植者，承蒙AAA的关照，才勉强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继续前行，而各玉米州的生产者们却常常发现自己处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中。因此，AAA在1937～1938年所作出的减少种植面积的决定，把玉米的种植面积削减了8％，然而产量却增加了大约17％。

除了选择优质土地和该机构所推广的先进耕种方法之外，杂交玉米——这十年最重要的农业革新成果——的广泛采用也帮助促进了这种增长。这些地区的农业更多地成了一种高压商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时刻惦记着利润，经常由他人代理缺席业主进行的经营管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手提箱农民”，通常是来自城里的小商人，购买一两家农场，每年通过机器种植和收割他的作物，但从未想到要靠土地为生。科学耕作和机器的另一个产物也促进了非人力效率，这就是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正像从德克萨斯北部地区到南北达科他的人们所做的那样，用拖拉机编队和套犁来耕作。

由此可以推导出另一个悖论。由迁居管理局、农业保障局、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农业局的家庭经济专家所代表的一批力量，努力实现温饱农业和多种方法的理想，求助于农村合作社和家居计划。另一批力量（体现在AAA的某些运作和农业信贷局广泛的贷款活动中）则与技术和农场经营的新科学合谋，以便把农业打造成大企业。

不管时代有怎样的抵触和逆流，紧跟着经济复苏之后，社群生活也开始感觉到民心士气正在恢复。合作、复兴、现代化，都是富有魔力的新词儿。这一发展得到了正在形成的乡村美国文化同一性的增强。更古老的移民群体——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同化，要么就是跟他们的老祖宗聚首去了；如今在土地上耕作的外国出生的人，数量在稳步减少。汽车、电影、公立学校和无线电台，全都在帮助擦除城乡之间分界线。冲击乡村生活的刺激物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发射出来。不管是在时尚、读物、娱乐，还是在思考方式上，往往都是由城市品味来定调子。

正像在全国各地一样，一代人之前十分流行的兄弟会和秘密社团，如今在那些对社群福利比对宗教仪式更感兴趣的组织面前，似乎在节节后退：合作社、教师家长联谊会、县计划委员会、运动及其他休闲团体，加上那些热衷于煽动政治或经济运动的组织，像汤森俱乐部和社会正义俱乐部之类，在某些乡村地区牢牢地扎下了根基。农业部发起的4H俱乐部①，其年轻的拥护者都是些充满激情的传教士，在20年的时间里，1940年发展到了130万成员。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是教育办公室在1928年创办的，为的是促进职业教育，以及鼓励中学生明智地选择农业为职业，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该组织招募到的成员将近25万，与此同时，为黑人青年创办的美国新农民协会也前景看好。

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南方，新政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使社区改良的古老努力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外部“干涉”起初常常招人憎恨，但假以时日，地方的自豪普遍都战胜了地方的冷漠。试着去思考邻居、国家和世界的问题，为更好的未来勾画蓝图，提高成人的教育和文化——诸如此类的事情，开始占据乡村美国很多认真的、常常也是困惑的头脑。两位乡村社会学家写道：“在这样一个面包本身成了数百万人第一需要的时期，有一个信念却进一步加深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　在新政治下，联邦政府为农民做的事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1939年12月，有人问，这些繁重的开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对此，华莱士部长答道：“只要农业在与其他群体谈判的时候依然处于严重的劣势，只要农业收入使得农户不可能为未来而保存我们的基本土地和人类资源，这些开支就要一直持续下去。”谈到人类资源，通常要面对这样一些社会价值：乡村生活的有益健康和身体活力，它令人满意的富有创造力，它的简单朴素，它的高出生率（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经济史学者写道：“年轻小伙子构成了最重要的剩余农产品”）。这些优点被认为至关重要，足以让政府有正当的理由补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其数量要超过给国家种粮食所实际需要的——而且，美国人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本能（有点像杰斐逊的逻辑）似乎也认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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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变革中的城乡（11）

然而，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大面积的农业地区都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这就是对新政不抱幻想。很多衷心支持AAA的富裕农民，如今开始像城市商人一样，对其他类型的联邦支出怀有疑虑，特别是在1937～1938年间，当时，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巨额救济支出重新抬头，债务不断上升，人们心照不宣地、想当然地认为：大规模失业将就此止步。征税养活那帮所谓的城市废物——在乡下，失业被看做是伪装起来的懒惰——让很多独立农户大为恼火，很多年之前，他们开始就把自己跟雇主利益集团视为一体。对工会劳工的所谓骄纵，他们不由自主的贪婪以及对罢工的强烈偏爱，都让独立农户不能忍受。在中西部地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促成的互惠贸易协定被证明在总体上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一系列无条件的最惠国协定，允许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其他国家把牛肉及某些农产品销往美国，以回报互相给予的优惠。终于，那些在1932年大难临头、惊慌失措的时候，在1936年慢慢恢复元气、心怀感激的时候，投票支持罗斯福的中部地区农民，如今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他们传统的保守主义。

1940年，共和党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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