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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以天朝重臣自居，对待义律等人态度十分傲慢，义律甚至因为在和琦善的交往中显得过于卑下而被英方免职。在此种心态下的琦善，是否会贪图蛮夷的贿赂而出卖大清的利益，实在很成疑问。

而且琦善在鸦片战后获罪，被抄了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抄家的结果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琦善可不是一般的有钱。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要贿赂他，恐怕就得花大价钱，而如果金额很大的话，英方应该会有账目记录，但是从英国人的材料当中从来没有找到一条说在鸦片战争中曾有花钱贿赂大清朝的哪个官员的事，所以接受贿赂的罪名对琦善来说恐怕也缺乏证据。

至于妥协投降，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所以如果说琦善卖国，无异于说天朝皇帝自己把国家卖给了蛮夷，似乎有点过于匪夷所思。还有就是私自割让香港岛。这一点其实完全是因为琦善不懂近代外交，而被义律欺骗所导致。1841年1月，琦善作为钦差在广州负责督战。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后，随之提出要霸占此两处。琦善军事上既然失败，只好讨价还价说若英军归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以奏请道光帝允许英军在珠江口外“寄寓一所”。义律随即提出要求割让尖沙咀、香港岛，琦善则说只能选择一地，由英方选择然后他上奏请旨。义律却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称已经接收香港岛，并又另提释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够谨慎，有“现在诸事既已说定”之语，实际上指的是释放英囚一事，随后还就香港岛问题上奏道光帝请旨。可是义律却迹近无赖，抓住上述那句话宣称已经和琦善达成协议，强占了香港岛。实际看来，琦善并没有和英人有任何协议，关于香港岛也曾上书请旨，并没私自作主。实际上之所以后来琦善在史书记载里成为卖国贼，是因为他在清朝朝廷当中是主和派，反对用武力和英人进行对抗。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永远是奸臣的代名词。秦桧就是一个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处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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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与卖国贼（2）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1）

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

今日的人们回首历史，能够看清当时双方各自手中的底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中大清朝必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和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界潮流。1853年美国舰队四艘军舰驶进东京湾的时候，给予日本人的震惊，不亚于英舰驶进大沽口给予中国人的震惊。美国的四艘蒸汽军舰均涂黑漆，日本史称“黑船事件”。然而日本在考虑一年之后，决定放弃抵抗，开放口岸，从此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日本。当时日本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所作的狂歌唱道：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在日本，丧权辱国的条约变成了刺激民族神经的浓茶，使得大和民族从此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最终通过明治维新重振国威，一扫颓势，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在必败的战争面前，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尽量避免交战并签订一个能尽量减少损失的条约，然后谋求强国之路。可是这样说来，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的鲜血难道都白流了吗？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非常擅长从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之中拿来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历史上他们就以学习中华文明而著称。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于是根本不做抵抗，而是完全倒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从那之后，日本“脱亚入欧”的国策至今未变，也确实做到了。而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养成了“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观念，根本没有主动、全面地学习其他文明成果的经验，所以要想避免战争而直接顺应历史潮流，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能就此奋发，战争中死去将士的鲜血就不能说是白流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鲁迅先生说鞭子不抽到中国的脊梁上，中国不会做出改变；又说在中国搬动一张书桌都要流血。其实鞭子抽了，血也流了，中国也未必改变。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得知英军退兵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节省军费。在对战争的总结上，道光帝将牛鉴、奕山、琦善等统统送进了刑部，各自做了处罚。似乎战争的失利，完全是因为这帮狗奴才办事不力，以后大清朝要好好选用忠臣良将，才是正理。而耆英就是他在战争中发现的人才之一。

后来道光帝还曾经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建设，但是各省丝毫没有总结战争中失利的教训，不仅没有人提出建立海军，就连修筑的工事依然还是以炮台为主，按照从前防御海盗的模式照搬照抄，没有任何改进。奕山曾经在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制英式火轮船一艘，道光帝倒是非常高兴，下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但是三省官员敷衍塞责，不了了之，道光帝也不加追究。

1842年11月有人提议从澳门聘请外国工匠教中国工匠仿制火轮船，道光帝连忙下旨禁止，他实在是不想再让大清朝和洋人有什么瓜葛了，把外国工匠请来，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一场这样的战争打下来，最高统治者连对器物的改进都没有意识，别的就更谈不上了。再说林则徐。林则徐在战争中被罢官免职，流放到新疆伊犁。按理说他是通过这次战争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一个人，别人没有触动，至少他应该有。我们的官方正史中也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到伊犁之后，林则徐时刻关注京城的人事变动，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何时能重新被道光帝起用，在与朋友往来的信件中，虽然对战争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他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为自己开脱责任和对受到重罚的同僚们兔死狐悲式的感慨上，并没有更多的对整个战争做总结。他也曾提出英国军队“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感慨大清的军队不如英军，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后来他被道光帝重新起用，所做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传统事务，完全没有任何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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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2）

关于这一点，其实也不能苛责林则徐，超越当时的历史现实，要求他具备现代意识也是不现实的。至于战争中大清方面的其他重要人物，如琦善、伊里布、牛鉴、耆英、刘韵珂等等，不管战后是受到奖赏还是处分，日后又担任什么官职，负责什么工作，都没有人对鸦片战争做出深刻的总结，而是普遍采取了一种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的态度，即使有时候谈论起“夷务”，也仍然是从传统的天朝观点出发来看待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新变化，没有要对社会进行改进的迹象。所以说，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之梦仍未惊醒，这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令中华民族更加屈辱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同样是落后于世界的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应对方式和最终结果如此不同？暂且不说和西方相比，就是和日本相比，我们到底差在哪里？关键是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回顾鸦片战争的历史，我们心中的情感已经不能用扼腕叹息来形容，更多的是一种无言以对。历史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中国是一个参赛较早，领跑时间很长的选手，但是后来被人家追上了，从此就开始了苦苦追赶的过程。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于今日，所以在面对历史沧桑时的沉默当中，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保留有哪些“天朝”的影子？还有哪些陈规陋习需要马上根除？

在中国，对近代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早作出回应和反抗的是农民，因为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苦难的承受者，中国被迫迈入近代门槛后，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了。然而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们应该钦佩，但是对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我们又感到深深地惋惜。

农民拜上帝（1）

鱼腹藏帛、篝火狐鸣是中国农民玩了几千年的游戏，到了近代，这套玩意儿改头换面，以西方神灵…上帝耶和华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丝毫没有变化。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海纳百川式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明逐渐渗入中国。基督教也在中国进行传播，逐渐发展了很多教众。在广东宣传基督教“上帝会”的中国教徒朱九畴不会想到，自己新收的这个教徒，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日后将成就怎样的一番事业；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竟然变成了他所虔诚信仰的“上帝耶和华的次子，圣子耶稣的弟弟”！朱九畴对洪秀全其实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洪秀全是个落第秀才，生活困苦，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离家外出，在广东、湖南两省境内靠占卜骗人钱财。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样的人就不应该获得拯救，教堂里的洋人神父不是说过吗？不管人犯了怎样的罪，仁慈的上帝最终都会宽恕他，使他灵魂得到净化，升入天堂。

上帝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信仰。朱九畴满怀信心，要把洪秀全这样一个人改造成虔诚的基督徒，从而证明给当地的官府和老百姓们看，基督教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能让人心向善的伟大信仰。然而洪秀全心里却是另一番打算：自己生活无依无靠，全凭自己头脑灵光才能勉强混混日子，若是入教，生活不济的时候能得到教会的资助，而且上帝教是洋人的玩意儿，连官府都得让洋人三分，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洪秀全带着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一起入了朱九畴的上帝教。洪秀全满心希望入教之后生活能有所保障，然而入教没多久，朱九畴竟然抛下他所发展的众多教众，升入天堂”了。难道信教真的有这样的好处，上帝能给你带来永恒的幸福与安宁？教众们私下开始议论，但是没有人得出确切的结论。洪秀全入教后这段时间，凭借自己头脑的灵活和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帮助朱九畴解决了不少困难，在教众当中也有了一定威信。他当然不相信朱九畴升天等等的鬼话，但是一天晚上他和冯云山一起喝酒聊天之时，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召集教众进行###，当众宣称自己是朱九畴选定的接班人，上帝会的新任教主。凭借着在日常事务中积累的人气、大家失去领路人时的迷茫和冯云山暗中所做的准备工作，洪秀全竟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尽管他对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不了解多少。洪秀全本想借助这些教众的信任，好好发一笔财。不料刚刚当上教主没多久，官府就插手了。原来官府只是对洋人有所忌惮，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就算入了洋人的教，也还得受官府的管，更何况官府最忌讳的就是聚众闹事。

洪秀全好处没捞着，却成了官府缉拿的对象。狼狈之下，只好逃到香港。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官府不能到那边抓人。洪秀全打算先去躲躲，避避风头再说，顺便也可以看看这基督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没过多久，避过了官府抓捕的风头，洪秀全和冯云山就偷偷回到了广东。虽然风头不像最初那么紧了，但是家乡还是不能呆下去了。

二人商量一番之后决定，去广西！广西近年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有很多人起来造反。这样的地方虽然危险，但是反倒更利于拜上帝会组织的传播。于是二人传教到了广西桂平。桂平对洪秀全和冯云山来说，是个好地方。在桂平，他们不仅传教获得了成功，拥有了很多教众，更重要的是，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桂平本地的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还有贵县的石达开，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而且个个胸怀大志，都成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杨秀清在桂平当地颇有声望；萧朝贵后来成了洪秀全义妹的丈夫，彻底变成了一家人；冯云山足智多谋；韦昌辉家资丰厚，把家产拿出来入会，帮助上帝会发展组织；石达开少有奇志，曾为某个剃头铺子写下“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这样的对联，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不因为他年轻而瞧不起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这就是后来天平天国的开国六王！随着上帝教的发展壮大，洪秀全的个人威望也在不断攀升。当然，他用的还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老一套办法：鱼腹藏帛、篝火狐鸣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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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拜上帝（2）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筹划起义，为了使九百名戍卒能够齐心协力，两人商量出一套计策：先是把一块写了字的帛布塞进一条鱼的肚子里，然后佯装不知，把鱼拿给大家吃，结果在给鱼开膛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这块帛布，上面用朱砂写着“陈胜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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