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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法势必造成扩大化和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我给不少通讯员写了退稿信，编发了一些小品文，用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都蒙范朗签发，月终还表扬我工作做得好。

一个下午，五人小组找我正式谈话，我换了一套崭新的毛料中山装，正襟危坐，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询问。这天组长伍陵不在，由陈杰、苑庄、翟静之、王文四人主持。陈杰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一些问题，望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利于弄清真相。”翟静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三个问题：1．你在政大就读期间是否参加了反动党团组织；2．罗梦册组织的“自由*社会主义协会”是什么团体，你和它有何关系？3．解放前夕你组织的“黄河社”是什么社团？我说：“我在肃反运动中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们总说我不老实，避重就轻。”王文说：“以你今天谈的为依据。”我便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澄清，详细说明我进政大后就读的短暂时期，政大并未发展反动党团组织，我也不知情；我是罗梦册主办的《主流》的读者，只读过两三期，并未参加该组织，也不认识罗梦册；《黄河》是解放前东北同学拟办的一张壁报，以迎接解放为宗旨，只开了一次筹委会，壁报还没有出就解放了。这三个问题都不复杂，为详细说明其背景和证明人，竟用了半天时间。

四位领导似乎心平气和，王文态度尤为友善，陈杰最后表示：“你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这次谈话后，停止了小组斗争。

1955年国庆前一天，范朗找到鲁南和我，说：“党总支办公室通知，明天你们写一个肃反文件，不要到别处走。”鲁南本是一位肃反积极分子，曾找我谈过话，动员我交待什么，如今他也成了肃反对象，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盯了他一眼，他低头不语。可是临下班时，范朗又对我说：“明天你不必学那个文件了，以后抽时间再学。”这说明我只要不出报社大门，干什么都行。作为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而作过贡献的青年干部，竟被剥夺了参加国庆*的权利，和被管制的“特种户口”差不多，这真是绝妙讽刺。

肃反期中，周末和星期天也必须集体活动。有个星期日在人民公园划船，我与蓝青、肖青同划一船，十二目相视（三人均戴眼镜），笑容全无，如同路入。到12月初，肃反已近尾声，王文、范朗、鲁南、杨廷楷和我五人同游昭觉寺，品茗闲聊，还比较轻松，漫步间，王文提议联句，他看到寺内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说：“一棵大树冲上天”，我见周围有三个高烟囱，只有两个冒着浓烟，便接着说：“三个烟囱两冒烟”，鲁南接着朗声说：“四周尽是国有地”。上了公交车，联句戛然而止。到大陆春餐馆坐定后，王文要了酒菜，大家举杯共饮。范朗忽然心血来潮，笑日：“我有了最后一句：五杯老酒一齐干。”这天由王文请客，尽欢而散。

在编委和五人小组成员中，四十多岁的王文资格老，性情随和，说话平易，有人情味，从不摆领导架子，想不到这位老革命在1957年竟因欣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报社的肃反是悄悄结束的，无人作这方面的总结，只是说出大门无需请假了。周末傍晚，我走到春熙路，见街头行人如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自由之感，终于解脱了。走进耀华餐厅，要了一客西餐，慢慢咀嚼肃反运动的酸甜苦涩。这半年像是一场恶梦。我逐渐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平时嘴上蜜蜜甜，心里藏着锯锯镰，一旦咬人，六亲不认，比豺狼更可怕；但在阴霾中也有淡淡曙光，给人以些许温暖和慰藉。

此时，党总支办公室举行理论学习升级考试，自愿报名，及格者可升人中级组。我长期任理论编辑，阅读马列著作不少，欣然报名。那晚在俱乐部进行笔试，所考内容均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无须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发榜时名列榜首，得95分，半年来似隐姓埋名无人理睬的我终于扬眉吐了一口气。

范朗他调，王石泉回来了。此人不阴不阳，似乎忘掉了几个月来残酷斗争的往事，照旧当他的组长；因肃反中表现积极，更为趾高气扬，似乎在政治砝码中增添了重量。五人小组组长伍陵曾找我谈心，说：“风波已过去了。你是个好同志，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其实，你所受到的冲击也算不了什么；延安整风时，我被当作特务轮番批斗，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那个阵势才厉害呢！”

我猛然醒悟，党内肃反扩大化是有历史根源的，苏联党内的过火斗争，东欧各国的大清洗，我国十年内战时期清理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真是一脉相承，愈演愈烈，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100春风又绿江南岸

1956年春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莫斯科传来苏共20大胜利召开的喜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党内*和社会主义*扩大化，从不同的渠道传到报社，传到我的耳鼓。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纸上全文刊登，真是冰河解冻，天气放晴，难得这样一个舒缓开心的春天。

一脸严肃的王石泉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说：“如今的大学像一个兵营，缺乏自由空气，大学生们死气沉沉，不敢谈个人理想和志愿，深怕戴上个人主义帽子，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看来，个人主义还是要有一点才好。”接着又传达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说我们的记者不能永远当土记者，我们的作家只了解一点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够的，新华社的记者要胸怀世界，目光远大，凡是有美联社、塔斯社记者活动的地方，我们都要派记者去。报人要知识广博，懂得微积分、原子能、半导体和各种现代科学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些新的精神如小河流水，滋润着复苏的大地，与王石泉那张动辄训人的铁青色的脸极不调和。

人们在私下议论，苏共20大开得太好了，可惜开晚了半年，如果在1955年举行，中国也许不会反胡风和肃反，中国将少一场劫难。这年春天，知识分子像松了绑，每晚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取消了，可以在家读书，可以小聚谈心，可以到街上散步或看电影。老少一律穿中山服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有人穿起夹克或西装，我也到美琳服装店做了一套翻领的青年装和军便服，被称为《幸福的生活》中瓦西里穿的那种乌克兰衬衫，还用肃反中积累的存款买了一块进口的三都士手表。川大的教授们纷纷购买工具书，制订个人向科学进军的规划，与出版社签订出版个人专著的合同。每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在报社的操场上进行晨练，然后到办公室细读苏共高级党校出版的《辩证唯物论》，还写了些笔记。周二晚上，坐公交车到省委礼堂听省委学习室主任耀南讲政治经济学。耀南是部队下来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学风端正，文风朴实，他在绵阳地委任理论科长时，我去采访过他。他讲话扼要，一语中的，在自己主办的《理论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一如他的性格，篇幅短小，言之有物，思路清晰，点到为止。如今给中级组干部上大课，也颇有水平，能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艰深的原理，颇受学员好评。业余还搞创作，在川报副刊上以山虹为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一位作风踏实而多才多艺的理论教员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这真出入意料。

这年春季，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块文章，活跃了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思想，繁荣了创作。高教部决定扩大招生。这一年，全部高中毕业生升人大学尚不足以完成招生计划，便发动年轻的机关干部和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报考大专院校。一天晚上，我到党校礼堂听政治经济学课，遇到从报社调到西南民族学院编报刊的同事王慰庭，他已申请报考高校。大概听说我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窘境，极力怂恿我改变环境，一展身手。我被他说动了，觉得自己在报社已成了边缘人物，目前年纪还轻，读上五年大学后远走高飞，可以寻找到更光明的未来，便写了个报告。王石泉说：“你已经是报社的业务骨干，何苦又从头学起？”我心想业务骨干竟当了肃反对象、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异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旋即又写了近百行的长诗《申请》交给伍陵，伍总被感动了：“你执意深造，也是好事，你就准备报考吧！”报社拨了一间办公室供报考者复习。并印了历年的高考试题供我们参考。一天晚上，我读艾芜旧作《我的青年时代》，上面有一首小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寄处／我去乘长风”。诗歌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把它抄在一个旧信封上，偶然被王石泉看到，不知刺伤了他哪根神经，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不要对肃反不满，根据党的政策，去年对你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如今想离开报社去乘长风，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他越说越气愤，更加坚定了我离开报社的决心。

4月下旬，我到乐山、井研、五通桥等地采访。到乐山那天晚上，住在地委客房，读了《人民文学》第4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前面有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种能尖锐提出问题的勇敢干预生活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我夜不能寐，深感反官僚主义的必要，苏联出了奥维奇金，中国有了刘宾雁，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应当发挥作用，一个*化的春天正在到来。

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符浩光和韩义，都是西南服务团的战友，他们对苏共二十大精神感到很兴奋，说：在乐山，只有地委书记方驰辛听过秘密报告的传达，其他人只是从不同渠道约略听到一些风声。我国对苏共20大和l9大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马林科夫在苏共l9大的报告，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半年，而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全无布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学》传达了此中消息：苏共否定斯大林，*仍肯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对他的错误还作了不少开脱和辩解。

符浩光是讲哲学的，那时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四大规律，都按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提法，即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由量的渐变过程发展到质的突变过程，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发展的动力，没有讲否定之否定，当时更没有“异化”的说法。我觉得不讲“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就没有讲彻底，不能只承认我们对旧制度的否定，同时还得承认新制度也将被更新的制度所否定。在我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有人对*党史的某些叙述提出质疑，如抗日战争只讲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完全否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客观的。党史是具有党性的科学，它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我在乐山的这次采访收益颇多，活跃了思想，写出了稿件。川报驻乐山记者李中朴，电台记者陈立源还约我去游了大佛寺和乌尤寺。我和新训班的老同学王枫同塌而眠，畅谈竟夜。在五通桥，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拔群还请我吃江团鱼，饭馆把这种鱼投放在竹制的篓中，放在茫溪河里，顾客指哪一条，就烹哪一条，肉质鲜嫩肥美；我告诉他已申请报考高校，他鼓励说：“如今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时代，你脑子好，再苦学五年，将如虎添翼，祝你前程远大。”

回到报社已是5月下旬。7月参加统一高考，在这次参加考试的报人中，公认我是起点最高的，答题也颇有把握，估计录取不成问题。到8月初，我既未收到录取通知，也未收到不录取通知，立即向省高教局、省教育厅、省招办询问，答复模棱两可，我担心是政审无明确结论，便找到报社党总支办公室。何宗君答复送给招办的是肃反前的档案。肃反中的材料未装入，真是岂有此理。我的问题已经五人小组正式谈话，为何还无结论？如果我作一个大学生政审都不合格，那么在党报当编辑岂非更不合格？既然我的问题还挂在那里，当初为什么不劝阻我报考，还同意我投考呢？岂不是故意整我的冤枉吗？王石泉从招办主任李安澜处得知，我四门功课共获290分，属优良成绩，主要是政审材料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去找伍陵同志。伍陵倒是胸怀大度，肯定我在政治上无问题，立即动笔给省高教局局长康乃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报社记者王地山同志历史清楚，成绩优异，因人事手续未办好，尚未被录取，报社即将把有关结论送上，请安排录取。他年纪还轻，求学心切，希能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把这封信送给康乃尔的女秘书。50年代机关办事效率高，第二天下午，那位女秘书就笑吟吟地答复我：“事情已经办好，安排在川大中文系，你明天去报到就是了。”

1956年的天空是明朗的，如果不是伍陵，我很可能失去这次深造的机会，继续在报社过“夹着尾巴做人”的二等公民的日子。

在王石泉主持下，理论宣传组和党的生活组的同事们为我作了一个低调的鉴定，大意是，工作积极，有一定能力和成绩，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不开展，不靠拢组织，也很少反映情况，对肃反有不满情绪，等等。鉴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团小组长蔡鸿轩，她是伍陵的妻子，她对我的冷淡表情与伍陵对我的热情支持形成强烈反差。

我是怀着复杂的心绪离开报社的。从泸州到成都，从《川南日报》到《四川日报》，我自忖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工作是认识社会、超越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岗位，与我的性格很适合。6年来，我跑过城市和农村，采访和编辑过有关上层建筑各领域的稿件，涉及政法、文教、党的生活、理论宣传以及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方面，接触过工人、农民、干部、教师、老革命、*人士、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和各种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素来很重视学习，利用一切时间读书，甚至读老解放区的报纸合订本，能写新闻、通讯、评论、杂文等各种体裁的文章，酷爱文学作品，所写通讯通俗生动，善于运用群众语言，颇有文学意味，也能独当一面采写重要报道，如贯彻婚姻法、*、干部理论学习、报纸述评等，多次受到领导的表彰，《人民日报》发表过我的长文，某些文章还被编印成书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甚至被人誉为“神童”、“才子”。领导对我也很器重。带我们从南京到泸州又到成都的社长、总编辑李力众，川报副秘书长张枫苑、秘书长毛大风，一度主持报社工作的杨效农，对我都有很好的印象，认为我是思想敏锐，很有才能和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新训班的同学中，在川报同事中，我有许多朋友，金铠、杨丁、许川、石克勃、白丁、王达武、王潮清、张乃广、侯文芳、曾淑萱、周夏群、彭良仁……与我的关系都相当好。我在团员和青年中表现活跃，主持的“五四”文娱晚会内容丰富，盛况空前；我和陈树煜合说的相声还得到报社俱乐部授予的一等奖，锦旗上大书“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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