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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沉重的哀乐响遍全国，揪住亿万人的心扉。这天下午，兼任统计员的我正在监房里统计数字，填写报表。犯人们都出工去了，监房中空落落的，大墙内也空荡荡的，在岗楼上值勤的武装管理员也为哀乐震撼而不知所措。接着，播音员以异乎寻常的沉痛语调缓缓反复播送*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讣告：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我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毛泽东时已年迈，80又2，多时不见有关他活动的报道，在纪录片中偶而出现接见外宾的镜头，总是由护士搀扶着，神情呆滞，步履蹒跚。前不久一批新犯人监，一位曾在公安部门工作的马某悄悄告诉我，主席身体不好，上面向各地打过招呼，应有思想准备。“万岁万万岁”的颂词固然荒诞，“主席能活一百五十岁”的预言更属虚妄。一位日理万机、深居简出的政治老人，面对当时干头万绪的棘手问题、地震和社会危机，终于撒手人寰，告别这多难的世界。

干部们步履匆匆，面色沉郁，犯人们也神情凝重，空气十分压抑。处理毛泽东的后事，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晚餐后，队部组织专人书写追悼主席辞世的横幅和牌坊，确定了纸张规格、字体大小和人选。队部决定通夜加班，由我和余大周、王警文、龙兆荣等人参与，由一个年轻的新犯“窝窝”打杂。“窝窝”与我同姓，因为在社会上聚众打架，头部受伤，额头留下一个小坑，故浑名“窝窝”。由他裁纸、打浆糊、联系加班饭等杂事倒也麻利。

写挽联安排在干部就餐的小厨房内进行。两张方桌拼在一起，我们几个人都神情专注，肃穆而虔诚地忙着，尽量少说话。在大墙内，每个人时刻处在戒备的氛围中，特别在如此特殊敏感的时刻，每个不经意的表情、对话或一举一动，都可能罗织难以挽救的罪名，不能不格外小心审慎。尽管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协作，被认为信得过，也不能不互相提防，唯恐出什么差错。

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布置灵堂，制作花圈，准备黑纱，折叠白花，采集苍松翠柏。自1925年孙中山病故后，从未见过这样庄严隆重的国丧仪式。年初周恩来逝世，举国痛悼，自发*，十里长街泣不成声，大墙内也不乏对周公的真诚悼念。朱德病故，则相对平静和冷漠。这次则只见干部们沉重、抑郁，不见女干部痛哭失声，倒像是世界末日真的到来所有人都变得麻木而不知所措了。

我们几个人忙活完已是凌晨5点，“窝窝”悄声说：“好安逸，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升天，我们还难得吃这样好的加班饭！”我狠狠盯了他一眼，示意“莫胡说”。王警文说：“当心取你几年！”我们集体回到监舍，一时难于入睡。周围万籁俱寂，虽然周身像散了架，却不由想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辞世的场景，那时是发自内心、伤肝裂肺的悲痛：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军人以及亿万民众，为失去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而号啕，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当家人，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了无数领导人与知名人士的文章，写得最沉重而有分量的莫过于毛泽东那篇《最伟大的友谊》。如今斗转星移，最伟大的盟邦竟成死敌。那时，我们对毛主席无比敬仰，千歌万曲歌颂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个人也写过大量文字，称他是新中国的舵手，自由、*、繁荣、幸福和希望的象征。天安门城楼上那张慈祥、温和的面容，对每个公民是如此亲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他的情感逐渐变化。l957年以后，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惨遭*，几百万家庭受到株连；l959年为民请命的彭老总遭到整肃，一大批党员和干部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坑；以后是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哀鸿遍野。l966年发端的人间浩劫更为历史上空前未有。至此，冤狱遍于国中，忠良身陷囹圄，百姓饥啼号寒，社会一片混乱，历史车轮疯狂向左疾驶，灾难发展到了顶点。他的告别也许正是转变的契机，人们长久以来隐隐的企盼和等待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翌日，通往场部的公路上竖起了一座高大的松柏牌坊，田野一片静寂，路上行人稀少，出工和收工的队伍也鸦雀无声，一切文娱活动都停止了。听说周围生产队均布置了警戒，严禁四类分子和劳改犯串连、破坏。入夜，监房里照例读报，聆听各国领导入发来的唁电，尼克松发表的公告评价平平，远没有周恩来去世时那份公报真诚感人。各舍房对毛泽东逝世均不组织座谈。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阶级敌人的*，如对领袖高度评价，对此过于悲哀，会被认为言不由衷，不合情理；如有其他想法，则会被认为是阶级本能的流露。因此，人们普遍默默无语，守口如瓶，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此时此刻，没有表情是最好的表情。

10月18日下午，北京举行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全体犯人整队在大墙内的坝子肃立，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王洪文主持大会，犯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为这位巨人的离去默哀。华国锋以*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致悼词，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到四面八方。作为囚徒，我们没有被排斥在外，有幸和公民一起度过这个历史时刻。

紧张的秋收开始了。田野上银镰闪耀，打谷机的轰鸣和拌桶的挞谷声不绝于耳，生产的高潮冲淡了巨星陨落的震荡。作为宣传员，我与大家一起割谷、背粮，组织劳动竞赛，公布每天打谷的战报，也注视时局的动向。一天，我走过路旁一个窄小的草棚，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头周后禹突然拉住我，要我进去说句话，目光有些诡谲：“王记者，这下好了，社会可能有变化，你我有出头之日了！”我打断他：“你这话可是……”他笑了一下：“王记者，你的为人，我还信不过吗？”

我走近胡家坪的铁工房，巧遇茶场工程师朱家希。他是一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1964年冬我与他同住过集训队，互相了解，去年小平复出时他高兴地说：“小平当家，中国有望，人民万幸。”如今他却忧心忡忡地说：“目前这个局面，对邓公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一命归天，被孔明贬谪的李严痛哭失声，断言此生休矣。如果主席还在，以他的胸襟和谋略，小平也许还有被起用的可能，如今小平的政治前途和生命都在危难中，该如何是好？”我不赞成他的悲观估计，他是做最坏的预测，中国政局也确实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我慨叹了一声，知识分子之间不宜久谈，匆忙赶路。我沿小路行走，忽然发觉有人跟在后面，回头一望，竟是周指导员，我请他走前面，他忽然问及下面对主席去世的反映。我说，“大家都避而不谈，还没有听到什么。”周却十分严肃地说：“现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感到很开心，这是阶级本性和灵魂深处的流露，也是对你们这些人政治态度的最严重的考验。”似乎对我发出某种警示。

当晚，三舍房由徐干事主持批判会，王警文约我作记录。原来是批斗几个割牛草的犯人几天来劳动松懈，割草不多而收工甚晚。批者说他们这几个家伙居心叵测，悄悄议论毛主席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他们可以出监了。被批的入则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徐干事总结时提醒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思忖，这真是海外奇谈，在这种时刻，再愚蠢也绝不会在两个人以上的场合，说那些露骨的反动言论，只能暗暗地窥视着，估量着，想像着，或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如果换一个*的国家，一位领导人的去留生死，对社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在专制的社会里，领导人的去世才会举足轻重，甚至诱发地这年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27周年，照例要出国庆墙报。我向队部请示，基调如何把握？答复是以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主．进行形势、政策和前途教育。我按这个要求组织版面，只请刚被提前释放的保管员侯明光写一篇追悼毛泽东的文章，由我代笔，其余稿件均不涉及领袖归天，而是正面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头条也由我撰写。题目是《无限风光向未来》。墙报的装帧花团锦簇，一片喜气，似乎把丧事办成了喜事。有人对我笑着说：“难为你想了这么个标题。好，实在是高！”

80普天同庆

10月下旬的一天，太阳刚刚出山，人们正准备出工，中央台的广播响遍山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墙内外欢声雷动。一个多月里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山乡沸腾起来了！

“什么？什么？喇叭里在说什么？”有些人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四个大奸臣被抓起来了！想不到江青会有这一天！”

“哪四个大奸臣！”有人细问。

“王、张、江、姚，那四个大红人嘛！”

“啊咦，真是天大的喜事，太阳莫非从西边出来了？”

“四害不除，国无宁日，早该如此！”陈昭武感慨着。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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