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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①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

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队的猛犸，有的象滚圆的大馒头，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儿。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拣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③，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①中国房屋中土垒的平台，一头有灶，下面有迷宫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烟道，可以把土炕烧暖。②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个姓氏”，中国口语中指乡下人。③一华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四

通过红色大门（下）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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