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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1页）

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遵义会议后的第四十六个年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陈云的建议，也概略地论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是这样高度评价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

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当然，也有激烈反对遵义会议的人，李德便是一个。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于他在遵义会议中的失败，仍耿耿于怀，咬牙切齿之声可闻。不管怎么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起点，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1

作为毛泽东的政敌，李德对遵义会议充满敌意，这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他的《中国纪事》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得颇为准确：“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李德所说的“他”，当然指的是毛泽东。

确实，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曾经受到严峻的考验和严重的挑战……遵义会议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当时中共毕竟是受共产国际领导，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如此重大的决定——改换领袖、改变路线，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尤其是这次会议矛头所向，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势必会向共产国际“告状”。尽管由于上海的秘密电台遭到破坏，使得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作为中共新领导，不能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设法向共产国际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给中共中央来电，告知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遭到破坏。于是，张闻天和毛泽东考虑，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则恢复白区地下工作，二则在上海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派谁去呢？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十九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当然，潘汉年没有出席遵义会议，还需要另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张、周、陈、博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则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于是，中央决定潘汉年先行一步，然后陈云再去上海，恢复并主持白区工作。也真巧，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一个名叫林青的人前来接洽关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接待，知道对方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员。李维汉随林青来到遵义北门外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了这组织的关系。当张闻天听了李维汉的汇报，马上让潘汉年化名杨涛，利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关系，化装成商贩，顺利到达贵阳。在那里，潘汉年找到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线，到达广州，转往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西装革履，“小开”模样，潘汉年出现在上海滩，全然是另一种派头。他找到他的表妹吕鉴莹，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头。潘企之马上把潘汉年到来这一重要信息转告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长董维健，促成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经无法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线断了！潘汉年知道无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于是暂去香港隐蔽。

莫斯科也关注着中共的命运。一个刚从莫斯科列宁学校毕业的美国青年史蒂夫·纳尔逊，忽地被校领导卡尔罗夫召见，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谈话开始后几分钟，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来到卡尔罗夫办公室。那中国人就是王明，俄国人则是共产国际的彼得洛夫。纳尔逊接受了特殊使命：带着五万美金，前去上海，设法跟那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纳尔逊绕道法国巴黎，再从威尼斯坐船，来到上海。他按照暗号，跟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名叫埃伯特的俄国人见了面，交给他们一封密封的信和五万美金。纳尔逊完成了任务之后，由上海返回美国。事隔半个世纪，美国出版的《史蒂夫·纳尔逊，美国激进主义者》（“Steve　Neison；American　Radical”）一书，才透露了这位共产国际秘密特使来沪的若干情节。至于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么内容，那个德国人和那个俄国人是什么身份，不得而知。这件事只是表明，莫斯科方面也很着急，希望把断了的线接上。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2

在潘汉年走后几个月，陈云动身了。临行前，他把有关文件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时放入箱内。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陈云（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同志回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文件时，发现《席懋昭自传》，内中写及护送陈云）。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经过重庆，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到达上海。

陈云秘密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头，见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汉年来沪，决定他也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陈云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安排他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实楚，由潘企之护送。他们于八月五日离沪。八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共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名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悬赏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于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此是后话。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林育英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他来华前的情况），陈云和潘汉年便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亦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感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三百三十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写及：“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另外，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此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遵义会议能够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第一，决议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仍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决议把博古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左”倾机会主义。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王明这一“阻力”。这三点策略，显示了毛泽东的智谋。

陈云和潘汉年圆满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就在陈云、潘汉年在莫斯科汇报之际，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艰难地跋涉。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林育英肩负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此，他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并“印”在脑海中。然后，双手空空，不带片纸只字，万里征程，朝中国进发。怕坐海轮到上海转赴内地太费时，而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道进入东北又很危险，因为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于是他竟从蒙古纵穿沙漠，直奔陕西，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来，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也是一场“及时雨”：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达陕北定边，马上就赶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脑海中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得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正面临着张国焘的严重挑战。林育英支持了毛泽东，这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首先发起了挑战。张国焘此人，既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又有很强的领袖欲。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那时，他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门徒，来沪之后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的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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