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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会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单衣军服。党代表滕代远伤愈，归队了。一到井冈山，不论是湘军还是赣军，早已撤了。山上一没有吃的，二没有住的，何况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军阀开战，湘军、赣军都回防了。忽地冒出一支队伍，欢迎红五军。那是王佐的部队。王佐不愧为“山大王”，在白军占领井冈山时，他带着队伍躲进了老林。从黄洋界跳崖的李灿，带着残部和他会合。

随彭德怀一起回到井冈山的姚哲，曾写下这样目击的惨象：“这时茨坪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到处都是尸体，在一个浸纸浆的池子里就看见好几具尸体，尸体的手和脚都烂了。我们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的脸也没有洗，头发、胡子都很长，苦得很，一见我们都哭起来了，我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东西送给他们，并且将带来的银元，每人发给一块钱。”袁文才也在山上，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彭德怀。其实，袁文才没有参加守山。当时，他被调离三十二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一直跟毛泽东、朱德在一起。当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时，他听说井冈山失守，记挂家乡亲属，就开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冈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来，生怕上级知道会杀他的头。

虽说王佐跟袁文才是“铁哥们”，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之事报告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找袁文才谈话，给了他口头警告，同时又安排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副书记。这样，袁文才的情绪总算稳定了。袁文才开小差，固然不对。但是，他产生异心，却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话。当那些“衬衫文件”运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传达时，特地删去了那一段话。袁文才风闻此事，想方设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话，使他大吃一惊。那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原文如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开明所说袁、王“信仰个人”，其实便是指信仰毛泽东。杨开明在他的报告中预言道：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确实，矛盾终于在一九三○年二月中旬爆发了。二月十一日，袁文才、王佐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罗克绍正住在茶陵蕉坪他的姘妇家中。罗克绍手下有个三十来人能造枪的兵工厂。袁文才、王佐早就存心把这个兵工厂弄过来。这一回摸得很准。清早五时，在蕉坪把罗克绍抓住了，而且还抓了兵工厂的十七八个工人。押回新城之后，袁文才却给罗克绍松了绑，以酒菜招待。袁文才是想跟罗克绍拉关系，要他去长沙弄钢铁、洋硝这些造枪的原料，使那家兵工厂能造一批新枪，供部队使用。消息飞快传进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朵，说是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本来就跟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昌楷还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条文，早有异心。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楷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楷同志进抵永新城郊……”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辑。这样，朱昌楷便带着红五军，在翌日拂晓前包围了袁、王住地。朱昌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正睡在床上，朱昌楷当场用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了枪声，带着警卫员急忙逃跑。他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发现河上浮桥被拆。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他不会游泳，因此淹死在河中。

袁、王一死，他们的老部下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王及其老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井冈山的根基，从此动摇！红军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

国民党大军反复征“剿”，也未能从井冈山上铲除红军之根。可是，误杀了袁、王，却使井冈山在一九三○年三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在袁、王事件上，非常确切。毛泽东得知袁、王被杀，连连顿足！彭德怀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承认自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彭德怀失去了井冈山根据地，只得率红五军于一九三○年三月重返湘鄂赣边界，在那里另辟根据地。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以及中共高干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几乎没有——错杀袁、王，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朱昌楷在亲手枪杀袁文才之后，翌年八月，他自己也被作为“AB团分子”误杀。毛泽东在袁、王被误杀后，明确提出“杀错了”“要平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又念及袁、王，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且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第二次分手”。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入闽西。毛泽东看中闽西，那是不久前得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他看罢来信，当即提笔复函，告知红四军将向闽西挺进……

毛泽东率部下了井冈山之后，进入闽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曾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可是，这位男子走到半途，听说红四军已离开那里到江西去了，只得非常遗憾半途而返。此人名叫邓子恢，福建龙岩县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县组织起义。不久，邻县永定县也发生暴动，领导人名叫张鼎丞。邓子恢遂率部与张鼎丞部合并，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这样，在闽西便冒出了一支工农红军。听说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邓子恢当然赶紧去找毛泽东。可惜，晚了一步。　不久，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长信，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派专人送往瑞金。毛泽东得知，这里有“独立营”，永定有“铁血团”，龙岩有秘密农会，会员们有“三毛钱的驳壳”（插在绑腿里的小匕首），便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根据地……“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当毛泽东率部进入闽西，那里便贴出了这样的标语。陈国辉，是驻守那里的国民党旅长。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入闽才几天工夫，就打下了龙岩县城和永定县城，一举歼灭陈国辉旅三千多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

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正在这“红旗跃过汀江”的时候，毛泽东又经历了一番政治危机：毛泽东失去了他最为重要的职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那时，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前敌委员会书记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失去了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　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打从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之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五月，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军内不服，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这样，红四军内出现反对中共领导军队的倾向，反对前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倾向。六月八日在闽西长汀白沙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临时军委。这样，反对毛泽东的呼声，越发高涨。

于是，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连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一方，会议由陈毅主持。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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