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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第一章　走向华盛顿的历程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就职。

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学一争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取胜的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活动极为常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员罢工期间，旧金山码头区的房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用来对付码头上发生的战斗。一次，在市场街上，我亲眼看到一位码头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说此人是个工贼。他将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条腿的膝盖压在路边的台阶上，脚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着其小腿，直至踩断了腿骨。这一可怕的暴力场面，使我久久无法平静。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为了挣够下个学期的费用，我去工会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些环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那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作为一名普通的船员，我随SSPeterkerr号货轮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资为二十美元，船舱中的淡水时有时无，床铺上的臭虫随处可见。一天早晨，我特意数了数，一条腿上竟有十九处被咬的伤痕，饭菜也总是难以下咽——一次航程下来，即使像我这样年轻力壮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这种经历导致了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工人们的同情，他们的苦难境遇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脑际。在汽车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之时，我曾大肆推崇过沃尔特·鲁瑟等工会领导人物。在五角大楼时，我也曾试图将一位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杰克·康韦召到麾下，担任我的人力资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关联的：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结识玛格丽特。我进入了加州大学，因为，这是一所唯一我能负担起费用的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块历史、理念、伦理道德价值、学术水准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陈出新的天地。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取得了常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尽管该校的财政来源完全取决一个以农业为主、颇具保守色彩的州际立法，但是，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门罗·多伊奇仍然设法倡导了一种自由辩论的开明校风。四年的时光，使我领略了正义、自由的真正含义，懂得了权利与义务的相辅相成，这些知识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学的生活也为我未来的另一方面铺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园生活中，我就结识了玛格丽特·麦金斯特里·克雷格。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是一个活泼可爱、颇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后，我们结成了夫妻。玛格丽特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平衡、力量和欢乐，她弥补了我每一个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聪明伶俐，热情开放，温柔可爱，活泼外向，深受众人的宠爱。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将无法取得现有的成就。

我挑选了经济学作为主科，而把哲学和数学作为副科，对未来的职业并未做特殊的考虑（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学习经济学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却来自哲学和数学的课程中。伦理课迫使我去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的学习则向我展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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