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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国工业交通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会议，并都讲了话，还一起接见了出席这两个会议人员。周、邓等一起接见了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作战有功人员，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9）

3月中旬至4月上旬，邓小平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察。当他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根据毛泽东对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批评，书记处会议提出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4月12日会后，周恩来与邓小平、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还提出：拟由邓小平等5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不过，在杭州的毛泽东于4月1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同彭真谈话3次，又同邓小平等谈话。5月16日，陈伯达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被通过。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6月9日至12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又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7月19日、2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了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七月会议”矛头是对着陈伯达一伙的。只是由于半年后发生了“二月抗争”，使“七月会议”表现出来的斗争没有那样引人注意。当时，北京高校情况汇报完后，参加会议的“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他们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驳斥这种论调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接着，陈伯达讲了一番话，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小平同志忍无可忍，他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还明确地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实际上，派工作组是在北京的常委们一致意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早在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时，就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次日，周恩来又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当天即批示：“同意这样做。”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6月初，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以扭转当时出现的混乱局面。为此，刘少奇、邓小平还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现在，曾自诩为第一个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又提出撤销工作组，显然是极不寻常的。7月23日晚，周恩来、邓小平还到刘少奇处谈工作组问题，24日凌晨，周恩来还为此事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谈自己的想法。而在当日毛泽东召集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的工作，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显然是对邓小平等工作的不满。会后，周恩来于7月27日约邓小平、陶铸谈话。30日晚，又同邓小平谈话。31日，又约邓小平等谈话。8月5日至11日，又同邓小平等谈话。

8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中央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两人虽然还在常委会中，甚至排名还靠前，但实际上的工作处境是越来越困难了。9月8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先后与邓小平、陶铸谈话。17日，又同邓小平单独通了电话。10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20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次日，又在一些负责人会议上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22日，周恩来又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0）

11月份，周恩来还在竭尽全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11月8日，有电话请示周恩来：刘、邓是否出席12日召开的有千名红卫兵参加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参加，担心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周恩来出于保护目的，批示说：“刘、邓可请假不出席，红卫兵可邀请，事前必须做工作。”19日，周恩来得知某学院要开群众大会，并上追到刘少奇、邓小平，遂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11月也是邓小平公开场合最后露面的月份。1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万人大会。25日，参加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接着就是被无休止的不断升温的批判。此时，心急如焚的周恩来尽自己所能，保护着自己的亲密战友。12月24日，周恩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红卫兵准备上街游行，并到中南海揪斗王光美，遂告有关保卫人员，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26日，就吴德请示北京市委如何对待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时批示：可不去。1967年1月8日凌晨，周恩来听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报告后，把他们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恳切地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在参加当日某些造反派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上，当有人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17日，他又郑重地告诉某单位的造反派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针对某造反派头头四处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周恩来斥责说：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在1969年3月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时，将稿中“肃清一小撮走资派的余毒”处的邓小平等人名删去。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以这种方式，竭尽所能来保护邓小平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斗争，并错误地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1969年10月又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谪居”。看起来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周恩来保持谨言慎行。实际上，作为“兄长”他始终关注着这位亲密战友和兄弟。邓小平一家到江西前，他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指示要妥善安置。在得知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在赣州的意见后，又提出具体建议：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这体现了周恩来虑事周密、细致的特点。

一年以后，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林彪一伙兴风作浪，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之际，他仍惦念着山下百里之外的邓小平。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

9。英雄所见略同，战友所为相合。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叛国，11月初，邓小平以普通职工身份在工厂里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住所，他显得很高兴，但只是说了“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短短八个字，道出了他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表达了他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心。

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周恩来以同样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和邓小平同样的心情。他说：“林彪之死，天造地设”。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1）

听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被粉碎的消息，邓小平和家人非常高兴。据有关人员回忆，当天晚上邓全家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随后，邓小平用下午、晚上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通过江西省机要部门转送给毛泽东。看到邓小平1971年11月的来信，毛泽东联想起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1972年1月，他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提到了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深知，如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解放而且重新出来工作，将带动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于是，他当场示意陈毅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以便邓小平尽早复出。同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讲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1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谈到邓小平问题时，周恩来又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4月，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犯过错误的同志吸取经验教训，“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同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转告中共江西省委：邓朴方的治疗，还是由解放军301医院解决。随后，邓朴方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住进301医院。

这时，王震等老同志也在为邓小平复出而努力。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看过林彪等历史罪证材料后，再次写长信给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的罪行，另一方面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工作。11天后，毛泽东直接把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写在邓小平的第二封来信上，并强调：“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当日，周恩来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内容。

尽管毛泽东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重新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谈让谭震林回北京治病的问题。同时也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他旧事重提，表明了对安排邓小平工作一事分外关注。同日，他约纪、汪二人谈话。27日，纪、汪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奉命准备回北京，周恩来在北京指示有关部门为邓小平安排住所。自2月下旬起到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关于邓小平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其中的一大段话，说明了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重重矛盾和举步维艰：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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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2）

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问题终于确定了，周恩来却因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身患重病不得不请假休息。同时，他还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夫妇等。3月28日，他身体稍有康复，就和李先念等面见邓小平。29日，他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9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夫妇在玉泉山长谈，并共进晚餐。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的盛大宴会。这是他第二次复出后在公开场合的首次露面。4月14日，周恩来又委托邓小平为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前往机场送行。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8个月后，毛泽东下决心，让邓小平负责党、政、军重要职务。对此，病情日益沉重的周恩来心里感到特别轻松，1973年12月22日，他用已不够灵活的右手亲笔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同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和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本来，抱病操劳的周恩来应该住院接受治疗，但他一再拖延，其原因在他病逝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说明，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邓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所以，每当“四人帮”向邓小平发难时，周恩来都尽其所能，竭尽全力帮助邓小平。其中，全力支持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即是一例。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告以外交部名义将此意写入送审报告中待批。3月下旬，周恩来即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送审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率团前去。24日，周恩来批示表示同意外交部报告，并送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持反对意见，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25日，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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