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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手中。如果穆基姆发现了，他会很生气，对我母亲说如果我吃了，他就不让我走出地窖。身为男孩，他有权控制我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无论我母亲怎么跟他对着干。不能和朋友到外面玩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就极不情愿地把糖果给了他一些，然后跑出去玩。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有一次，我还不到5岁，一个堂兄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非常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我知道那段时期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遥远。那时，世界各地政治变革此起彼伏，阿富汗人民正饱受来自苏联和无法无天的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头领的压迫之苦。

在那些岁月里，阿富汗人民和我童年的灾难刚刚开始。革命爆发时我才三岁，正是一个孩子需要爱、安全感和家庭关怀的年龄。但是，那时候我大多数朋友的父母都在讨论移民去巴基斯坦和伊朗，准备到这两个国家避难。家长们所说的许多东西，像坦克和直升机，孩子们闻所未闻，只是在一旁听。

我们无意中听到一些诸如“侵略”、“战争”、“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的词语，但我们全然不懂它们的含义。虽然孩子们不懂，但从母亲在夜里紧紧抱着他们的方式来看，隐约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

我很高兴你们不用经历那样风云变幻的时局，不用担惊受怕。作为孩子，本来就不该承受那样的苦难。

挚爱你们的妈妈

痛失父亲

1978年

1978年，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员和苏联人开始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仍是冷战时期，苏联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还企图实施一个扩张计划。阿富汗刚好位于莫斯科和巴基斯坦温水港之间，苏联早就想把海军舰队停放在那里，因此它很想控制阿富汗，便开始发挥大国的影响力，以达到这一目的。最终，它入侵了阿富汗。

之后几年，阿富汗的战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游击队员，击退了苏联人，成了民族英雄。但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游击队员只不过是反对政府的叛军，活跃在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喀布尔的政权再次发生变动。篡夺王位、迫使国王流亡国外的达乌德当总统和哈菲祖拉　·　阿明接管了政权。紧接着塔拉基成了阿富汗第一位由苏联支持的总统，但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方面下令，让阿明杀了塔拉基。

阿明接管了政权，他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残忍的总统之一，统领着一个苏联扶植的恐怖政权，逮捕和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他试图清除一切反对政府或者敢于对他说不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这些人要么在夜里从家里被带走，要么直接被送到阿富汗最大的监狱——普利查希监狱，要么面临审问和严刑逼供，要么干脆被丢进河里。那段时期，阿富汗的河流暴涨，就是因为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这些人均遭到无缘无故的谋杀或者审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父亲依然坚守岗位，力图帮助巴达赫尚省渡过这一难关。尽管面临酷刑和监禁之虞，他依然保持言无不尽的本色。或许政府知道，留他一条活命比让他死更有用，所以后来就命令他回到自己的省份，让他平息伊斯兰教游击队员之乱。政府跟他讲得很清楚，完不成任务就是死罪。

爱好和平的父亲相信自己能够和游击队员理论，毕竟他们也是阿富汗同胞。他深知时局充满变数，也看到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游击队员来自他所在的巴达赫尚省，所以他深信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倾听他们的抱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以换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

但是，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自己很了解的阿富汗、爱国主义价值观、伊斯兰教传统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公平公正，已经湮灭殆尽。

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巴达赫尚省执行这项任务的。对于阿明政府他根本不喜欢，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阿富汗人民的最佳选择。他召集了省里的长老，举行一个吉尔加会议（即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喀布尔的所见所闻：政府滥杀无辜，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阻止青年人接受教育，以防他们成为异己，这一制度令知识分子担惊受怕；政治上的异己遭到镇压。沙哈国王在位期间，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滑雪胜地如雨后春笋而起，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现代电车公交系统再加上商业主导的民主制度，曾经是那么令人陶醉。可如今，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现实，真叫人心碎。

一些跑到山上追随游击队员的阿富汗人真心觉得他们是为阿富汗的未来而战。尽管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理解并尊重游击队员的努力。他向长老们征求意见，吉尔加会议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些人想加入反叛组织，另一些则希望支持政府的统治。最终，当地的迫切形势占据了上风。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大声地说：“先生，我们已经穷得不行了，再也打不起战。我们应该去跟游击队员谈判，让他们下山来。”大家最终还是同意去跟反叛分子谈判。父亲决心为他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且从不推脱，因此他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等到了谈判那天，他叫上全省各地的长老代表一个不受尊敬的政府去跟游击队员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了。

就这样，一群长老在我父亲的带领下，骑上马，往叛乱分子的营地走去。美丽的帕米尔山脉又高又险，肥沃、青葱的山谷转眼间就变成色彩斑斓的岩石——蓝色的、绿色的、橙赭色，一切随光而变，接着便是高耸入云的雪峰和高原。即使在今天，巴达赫尚省也没通几条公路，在那时只有驴、马道，有些又窄又陡，人只好下来，紧紧抓住坐骑的尾巴，跟着走，还要闭上眼睛，在心里面祈祷前面的坐骑步履千万要稳健，不要有什么闪失。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你会落入山腰，掉进冰冷的河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抵达帕米尔的最高点，来到了一处天然平地，几乎与天比肩。冬天的时候，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来玩“布兹卡西”运动，也就是西方的马球的起源。这种运动很能考验骑马人和坐骑的技术。骑马的选手跑过去捡起一具奶牛尸体，然后将其放到场地上一块标了记号的目标区。只不过，在古代，尸体用的是囚犯的尸体。这项运动速度很快，惊险刺激，有时成百上千人骑马参赛，甚至会持续好几天。这项运动狂野、危险、机智，正如参与这些运动的选手，它把阿富汗勇士的本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父亲骑马上山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布兹卡西运动有多好玩。他头戴羔羊皮帽，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依然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突然，路中间闪出三个人，用步枪瞄准队伍。

其中一个大声喊道：“果然是你，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了杀你，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父亲冷静的大声回答说：“请听我说，阿富汗的政府很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战胜的。我来这里是希望劝服你们为政府效力，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合作。我会倾听你们的诉求，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国会。”那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接着，从山后又有几枪射过来。人群顿时大乱，手无寸铁的村民四散逃命。

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处决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随我父亲去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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