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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第1页）

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但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现，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⑿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⒀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罪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⒁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⒂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⒃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⒄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认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⒅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二十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⒆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⒇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四月二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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