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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第233页。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12月19日，在武昌制订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战，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该案具体提出七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地阵地的消耗战”。第五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七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7）

当朱、周、叶到达南京时，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年谱》，第383页。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将“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1）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二），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2）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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