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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公战，勇于私斗，诚为恶习！”

秦国官府对这种民风历来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则是无法可治无可奈何，一则是大战不断要依赖民众从军血战，无力去细致的究诘于这些私仇纠纷。秦国只有一个铁的法则：但有兵戎战事，须得人人争先，一致对外，否则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要民人不抗赋税、不拒从戎，官府一般不去理会民间仇杀。

遍访秦国乡野，卫鞅对这种私斗风尚感触极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强民弱国”。民风强悍而国家衰弱，根源正在于私斗。要肃清这种恶风，将秦人引导到为国家荣誉而死战的正道上来，就要彻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种勇于公战的庶民精神。卫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弱民》，向秦孝公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总方略。所谓弱民，就是使民众在国家法律面前处于弱小地位，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强民，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敢于犯法的刁民。要使民弱，就要使民众厚道朴实。厚道朴实则民众守法，刁钻狂野则敢于乱法。这就是“朴则弱，淫则强”的道理。这种深彻的甚至是冰冷的论证，征服了秦孝公，使这个年轻清醒的国君看到了凝聚秦人的希望，决意支持卫鞅从根本上改变秦人的精神风尚。

为此，卫鞅做了精心谋划，决定变法从治乱立威开始。

他在开府之日颁布的第一批五道法令，全部是围绕“弱民”治乱展开的。《私斗治罪法》，首先严厉禁止一切私人斗殴。也就是说，一切私人仇杀斗殴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纠纷都应通过官府依据法令裁决，而不能私相仇杀解决。《什伍连坐法》则确保一切私斗犯罪者不被隐藏、不能逃匿，而得以严厉惩处。《客栈盘查法》则在于防止仇杀犯罪者和东方密探的藏匿。也就是说，任何罪犯在秦国都将难以藏身。因为这两部法令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藏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举发一个犯罪者和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功劳一样，赏爵位一极；藏匿一个犯罪者和投降敌国一样，都是死罪。很显然，国家新法明确的将私斗犯罪当作大敌，要彻底肃清。《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则是培植正气，激励民众去争取国家荣誉，辛勤耕耘，奋勇杀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五道法令颁布的时机，恰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既不影响农事，又将对年年夏忙必然发生的村落部族间普遍的为争水争地而引起的大量私斗仇杀，给以迎头震慑！卫鞅的法治主张是，顶风立威，新法才能站稳脚跟，法令的尊严就是要在治乱中确立。

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活方式。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简，就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

山野农夫们如此，栎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市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象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加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疲”法条。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便称为“惩疲”。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强迫劳动；凡罚为奴隶者，夫妻不得同居，家人不得同事一主。更严厉的一条是，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籍的平民。

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影响力很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都很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下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疲”出谋划策蹭饭吃。这种“士疲”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老妪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

卫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疲”。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待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可是，《军功受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物资一律没收，附属仆佣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庇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芬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

这种法令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来说，直是匪夷所思！

三皇五帝以来，贵族纵然无功，最差也是个等级较低的世袭贵族。何曾有过没有功劳就会被开除出贵族阶层的怪事！说到底，那时的贵族毕竟还是国家骨干，想为国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数，而且确实有许多建立大功的贵族人物。寻常时日，正派的贵族也会认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是完全应当的。可是有了这道法令，有功的贵族们便认为这是蔑视宗室贵族，刻意限制贵族，感到尊严受到了大大伤害。那些无功也无能、整天混日子的“贵疲”们，则惶惶不安，大骂卫鞅是挖秦国的老根，是吃里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恶法”！

一些宗室贵族便秘密串通，来找宗室贵族中最有地位的嬴虔。

在宗室贵族中，嬴虔非但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左庶长，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实上的上将军，但更重要的是，嬴虔还是先君秦献公的长子，是最显赫的宗室贵族大臣。如果嬴虔也反对这种侮辱宗室贵族的“恶法”，他们就可以再求见国君诉说委屈，形成气候，卫鞅的这种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甚至卫鞅本人也极有可能翻船。可是，当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陆陆续续来到嬴虔府邸门前时，府中家老却出来说，太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让他们早早回去。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嬴虔是个睁硬眼的厉害角色，闻言不敢停留，都灰溜溜的走了。

此刻，孟西白三人却正在嬴虔府中诉苦。

嬴虔对卫鞅变法自然是全力支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嬴虔的全力配合支持，卫鞅要在秦国立足，变法要纳入正轨，都会是极为困难的。但嬴虔以为，变法就是整顿吏治、废除井田、训练军队等等。他忙于军务，也没有时间去预闻新法内容，确实未曾想到变法会是如此的彻底，竟然对宗室贵族也毫不留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变法是国君与卫鞅的事，他无须多管，管多了也不好。及至第一批新法令颁布，朝野轰动，他才认真看了看，想了想。从本心讲，他认为这些法令都是对的，但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也觉得这些法令总有一点儿不对味儿。想来想去，是觉得这些法令太得严厉，尤其是对宗室贵族太无情，让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虽然如此，嬴虔毕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他决意不干预变法，立即找来家人严厉叮嘱，不许一人在外面议论新法，否则决不留情！

嬴虔刚刚安顿好家人，孟西白三人便联袂而来。因为三人都是将军，而嬴虔又是事实上的秦军统帅，来嬴虔府原本也不奇怪。然则嬴虔从来不在家中会见将领和大臣，事先更没有约见孟西白三人，心中便知三人有事外之事。偏偏嬴虔沉得住气，礼仪寒暄仆役上茶之后尽问一些军旅之事，绝口不提栎阳国事。孟西白三人说了半个时辰还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机会，心中暗暗着急。恰在这时，家老来报，说有宗室老少十余人在府门外求见。嬴虔冷冷回答：“让他们回去。就说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家老出去后，孟坼谨慎的小声问：“敢问太傅，是否我等干扰了宗室会聚？”嬴虔淡淡笑道：“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他们应当知道。”此话一出，等于告诉三人他们应当告辞了。西弧勉力笑笑，“我等久坐，也该告辞了。”嬴虔立即站起身来拱手道：“未完之事，来日官署计议。恕不远送了。”

三人悻悻出来，你看我，我看你，摇头叹气，半日无话。来到西弧府中，孟坼沉吟道：“仔细想来，我倒觉得公子虔大有文章。”白缙叹息道：“有何文章？连我等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明白是卫鞅一党。”孟坼摇头笑道：“非也非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公子虔素来是个强硬坦荡的人物，若真如你言，铁心赞同新法，还不将我等严词训斥一通？岂容我等静坐一个时辰？想想。”西弧猛然拍掌笑道：“着啊！如何便迷了这一窍？今日秦人，谁不谈新法？公子虔回避，明白便是有疙瘩！只是，只是不便于说罢了，对么？”白缙高声笑道：“顿开茅塞！对，是这个道理。”

三人同声大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西弧吩咐摆酒，三人便开怀痛饮起来。

孟西白三家虽说不是宗室贵族，然而却是百年功臣贵族。虽说他们有功劳不怕除籍，但他们家族百余年来与宗室贵族相互通婚结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血缘网络。这些宗室贵族中的无功受禄之辈，和他们的家族可是荣辱相连，这些“贵疲”求他们帮忙设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再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视卫鞅为异类，眼见他气焰大长，今后也很难重用他们这些贵族，心中又岂能安宁？想来想去，他们觉得先找嬴虔探探风向最好，如今对风向有了如此判断，岂能不开怀大笑？

整个四月，流言飞走，怨气弥漫。勤劳宽厚的国人庶民本来拥戴变法，对新法令的奖勤罚懒从心底里赞同。但是，在漫天飞走的流言怨气面前，也觉得新法过于严厉。象私人打架要惩罚苦役，路边倒点儿柴禾灰要砍掉三根手指，量地亩时每步超过六尺要砍掉四个脚趾等等，宽厚勤劳者也觉得大不方便。谁都有无心之错，可是新法令连改正错失的机会都不给你，一旦有错就行刑制裁，轻则苦役，重则刑治，不死便伤，一生都要留下耻辱的烙印。心念及此，老实人也觉得胆颤心惊，纷纷跟着埋怨起来，竟是忘记了新法将对他们带来的根本好处。

朝野山乡，底层上层，穷疲富疲士疲贵疲们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共鸣。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新法骂骂咧咧，对左庶长卫鞅恶毒诅咒。老实人不自在，疲民们不服气，各种怨气便漫无边际的流淌开来，一时间，新法竟是陷入人人侧目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

三、老秦世族顶风仇杀

进入五月，正是农家大忙的时节。

渭水平川的农夫们，一边要收割大麦、小麦，一边还要种下谷子、豆子、荞麦，同时抽空在菜园栽下夏葵菜。这时，人忙、地忙、牛马忙，整个田畴一片紧张活跃。但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季节也是私斗最高发的季节。争地、争水、偷盗庄稼、抢劫牲畜、催讨债粮，以及趁着忙乱报复仇家等，无一不是大起争端的茬口。每逢五月，各国间的战争也都基本停止，官府都全力以赴的督导农事，解决各种突发的争端和私斗。秦国的五月，更比东方国家紧张。以实际而言，秦国还是井田制，八家一井，共用水渠水井。非但井内八家有争地争水和承担公田劳力多少的纠纷冲突，而且井与井之间也经常有争地争水的冲突，牵扯两井十六家，动辄便发生大规模械斗。再者，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的保留着，一有冲突便是全村出动，如同一场小型战争。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

所以，秦国的五月，历来是内部最繁忙最紧张和最混乱的时候。

卫鞅其所以将第一批法令选择在三月底四月初颁布施行，目的之一，也想对五月大忙的混乱产生震慑作用。有了新法，再加上新任命的拥戴变法的县令，应该是比往年稳定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规模的混乱与暴力械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样突然和暴烈。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规模的私斗仇杀，恰恰发生在赫赫大名的郿县！

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有一座城堡，是郿县的县城。郿县东距栎阳六百余里，西距陈仓三百余里，正在渭水平原西部的最肥沃地段，是秦国最有名的大县。但是，郿县的赫赫大名，并不是仅仅因为地处沃土，在地利方面，郿县毕竟还不如关中东部更为宽阔平坦，还稍逊一筹。郿县的威名，在于它是秦国的“名将之乡”。秦穆公时代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都是郿县人。孟西白三族的嫡系虽然居住在都城栎阳，但郿县留下的旁支家族在百余年间繁衍生息，也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三族鼎立，几乎就是大半个郿县。郿县的其他人口，很大一部分却是陇西戎狄贵族的后裔。秦穆公时，担心戎族死灰复燃，便接受了大谋略家由余的主张，将戎狄上层贵族一律迁到关中定居。顾忌到戎狄部族狂野好武，其他地方无力制约，便将大部分安排在了这个赫赫名将之乡、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郿县，和老秦人花插杂居。百年过去，这些戎狄贵族虽然变成了农人庶民，但桀骜不驯的品性和剽悍好斗的风气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在郿县的二百多里地面，他们和孟西白三族一直恩怨纠葛，私斗不断。小至邻里斗殴，大至举族大打，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新法颁布，郿县人倒是紧张了几天。但旬日之间，嘲笑和怨气便大长起来，两大势力均对新法嗤之以鼻，聚相议论，大是不满。戎人族长醉醺醺的大笑，“不让男人打架么？那就象不让女人生崽儿一样！”孟族老族长孟天仪则微笑着对族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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