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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仍旧是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于是，中央社的一个记者以此写了篇稿件，登在了《中央日报》上。王亚樵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人，看了此篇文章后发誓也要让戴笠不得好死。为此，陈志远也拿起笔当起了记者，他原本想利用记者的寻找机会刺杀戴笠。可是几年记者当下来，陈志远连戴笠面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对戴笠下手了。就在陈志远苦苦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戴笠却坠机而亡了。他为了发泄内心对戴笠的愤慨，有意在小报发表了戴笠坠机的事是王亚樵的人策划的。

戴笠不是死于王亚樵的人之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当时在重庆好些茶楼里，还流传着戴笠的死与汪精卫有着联系……

第四章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本军队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且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政府想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的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被拖垮。此时，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不久，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随即，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和平谈判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虑作出一定的让步，和中国政府谈判以尽早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国民党内部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卖国的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为此，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这年的十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依照汪精卫的意思，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明白了懂道宁的意图后，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由于董道宁是个小科长，虽然影佐祯昭并不清楚董道宁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宁是在某个高层人士的指派下来日本秘密谈判的。影佐祯昭是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惟独的一名军人。当董道宁向影佐祯昭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近卫首相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时，影佐祯昭告诉说：“尽管军部中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的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会简单地取消。其实日本国内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祯昭给蒋介石写信以示他这次来日本的收获。影佐祯昭认为他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适，而是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祯昭在信中写道：“董道宁此次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别将信转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知道这信的来龙去脉后，要高宗武通过西义显转达他向影佐祯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思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二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思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十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裁的职位不辞而别，则是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消息传来，莫不万分震惊，谁也猜不透汪精卫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并汪精卫发“艳电”通报响应之后，蒋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卫出走的真实意图。尽管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夺利多年，但国民政府副总裁出走投敌，这将给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这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和外交部长前往河内劝其回国。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则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这无疑是项非常棘手的任务。

蒋介石找过戴笠的当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他亲自出马打电话给汪精卫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支持汪精卫的文章，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没有吓住林柏生，他继续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重庆政府。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将其打伤以示警告。过后，戴笠又把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约到香港，密商在上海尽快地派人杀一两个大汉奸，给企图投敌叛国者以威慑。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被击毙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这时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内去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等人，在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煽动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原来，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后，实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说，云南、四川和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人物会出来响应他的“艳电”，拥护他回西南成立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新政权，然后再进一步与日方谈“和平”之事。可是“艳电”发表了三个多月，云南、四川、广东均无动静。汪精卫有些耐不住了，冒险给龙云写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写道：“……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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